黑 陶
“国营宜兴合新陶瓷厂”,这片被覆满松竹的蜀山、夜里发亮的蠡河和轮番生长油菜、麦子、水稻的田地包围的工厂区域,至今,潜藏弥布有我童年和少年的呼吸与心跳。带有强烈母性特征(因其源源不断孕育并喷吐古老陶器)的这块地域,像硕大粗艳的琥珀,透过重体力劳作和清贫世俗生活的外围,能看见在它的内部,那晶莹的、昼夜不歇的熊熊火焰。
狭矮居屋就在这工厂区域之内。夏天上午八九点光景,驳完窑货的父亲回到家里,驳运组的很多工友往往一起进来喝茶。高矮参差,胖瘦不等,却一律是热汗淋漓,结实黑红的肌肉油光闪亮。这些每日用双手、双肩驳运沉重陶罐花盆大缸的窑上汉子,大多赤膊,话音高喧,挤满了家里的长凳竹椅和小凳——浓烈汗味,底层窑汉或父辈们的真切躯体所交相激射的肉的热量和气息,在我和姐姐们生长的局促室内激荡、回旋。
像一阵风,这些油光发热的躯体们又刮出了家门。桌上、长台上遗留下一只只残剩浓酽红茶的陶瓷茶杯。偶有一两个还会继续坐着,这是要父亲帮忙写字(从未上过学的父亲完全靠着兴趣学会了读报写信):或是给远地的亲戚写一封报告平安的家信,或是一张言辞恳切近乎哀求的希望厂里给予困难补助的申请书。
父亲是窑厂工人,工资微薄,母亲是农民,农余在一家大队办的碾砣厂干活,拼死拼活辛苦一年的工分收入是那么可怜。为了钱,父亲托关系谋到了一样可以在家里做的短期零活:敲瓮头盖子。活很简单,将坯泥放入石膏模型,敲打成型后脱出来,稍作修光处理,再放阳光下晒干即可。一个泥盖子所获利润是人民币两分。工余的父母起早摸黑地敲盖子,我们姐弟也争着加入帮忙。除了吃饭睡觉,家里充满了敲瓮盖的嘭嘭声;盘子大小的结实圆形瓮盖,堆满了家里的灶间、客堂和几乎所有空地,散发扑鼻泥腥的家,成了名副其实的瓮头盖子仓库。最高的一天纪录,是全家敲完了整整500只瓮盖!去窑务车间交货时,我总跟在父亲所拉的板车后面帮着推。忘不了在火焰炽红的隧道窑旁,父亲给那个瘦瘦高高的车间主任递上烟时,脸上所呈现的一种当时令我奇怪的谨慎笑容。
那时家里还养猪。一年养两头,一头在年中卖掉,一头过年时杀。因为父亲在厂里,所以每月交给厂食堂几元钱后,我们家的猪便拥有食堂倾倒的残汤馊饭。每天中午,父亲、母亲,或者是我们姐弟,总有一人担了粪桶,去食堂挑回烂菜叶和泔脚。父母很会养猪,我们家的猪不论卖时还是杀时总会被人称赞:养得真壮!但过年杀的猪,总有至少半只要被送人。这其中,一半是人情,一半是父母为了维持来年的各种生计关系而作出的无奈之举。杀完猪后父亲最忙,他总是晚上拎了沉甸甸的篮子出门:他去各家送肉。
在工厂区域内居住,我熟悉它以窑火为中心的所有结构:沉闷积尘的烘房,复杂堆垒的货场,灼烫红艳的窑区,幽暗阴湿的原料车间……一个贫寒家庭的少年在其间默默成长。与家比邻的是陶瓷厂的成型车间,所谓成型车间,就是从泥料变为陶坯的地方。典型的成型车间的建筑样式,是一排高高的青砖房子,前面再是一面很大的水泥晒场,晒场上,还一字排摆着盛满金黄釉水的大缸。房子是打通的,十几座三角形的木质大梁,横架于长条形昏暗空间的上方,白昼,车间内也悬挂着只只散出红晕的灯泡。泥浆飞溅,机声阵阵,拉通开关后座子上高速旋转的石膏模具内,一坨坨的朱泥神奇地成型为一只只花盆或陶罐。新“车”出的陶坯是柔软的,它们首先需要在室内阴干,接着上釉水(“釉坯”),然后露天曝晒去除水分(如遇连绵雨天,就进烘房烘干),最终才被送入火焰的窑中由泥成器。晒坯的场面蔚为壮观,大片的水泥场上摆满了成千上万只浸过金色釉水的各类陶坯,纵横密布,宛若迷宫。人在其间蜿蜒行走,全都是小心翼翼,生怕碰坏了这些仍然娇嫩的泥质坯体。黄昏泥坯被搬进室内后,突然空旷的水泥晒场,便成了窑区孩子的乐园。滚铁环,斗鸡,赢香烟纸,“倒铁”(一种儿童的赢铁赌博)……直到昏黑的夜幕降临,模糊疯野的稚嫩身影才被此起彼伏的大人叫声唤回家去。
在这个计划经济下典型的陈旧疲乏却生命力强韧的国营陶瓷工厂内,我第一次见识了电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电视机在江南寻常百姓家庭是稀罕的奢侈之物。那时候合新厂的工会买回了一台,黑白的,大概是17吋。电视机因为宝贵,被藏在厂部办公楼三楼工会活动室中的一顶特制的加锁木柜内,打开它,连房门在内,需要有两三把钥匙。钥匙的掌管者,是厂里一位大腹便便的头头。厂里买回电视后,每逢夜晚,几乎所有的窑区孩子都像闻到了鱼腥却又无法吃到的野猫,围着办公楼转圈,盼望着能够看到电视。大部分时间当然是失望而回家睡觉,但幸运总归也是有的。或是由某个熟识的大人带进去,或是哪天放电视的头头突发善心。在那个新奇、甜蜜、黑暗而又荧光闪烁的工会活动室里,我所看到的,印象最深的是连续剧 《大西洋底来的人》中的麦克·哈里斯;看得最过瘾的,则是由祝延平主演的 《武松》,他的潇洒醉拳,一度成为伙伴间打斗时的流行样式。
知道我喜欢看书,父亲工余还常到厂图书室为我借书。唐人的《金陵春梦》,巴金的《秋》,黎汝清的《万山红遍》,王火《节振国传奇》,宋乔的《侍卫官杂记》等等,以至我现在偶在旧书摊上遭遇它们,脑中马上就会闪现少年暑假在家中,从父亲手中欣喜接过盖着圆形厂章的书的某些久远镜头。
浴室是工厂的隐秘部分,但是就我而言,却是最最熟悉的地方。尤其是暑夏,每天下午4点钟左右,我都要穿越堆得很高、沾带窑火滴痕的陶器森林,经过贴有拆散并且是过期的《人民画报》或《解放军画报》的厂区橱窗,去厂里的浴室洗澡。长方形的池子热雾弥漫。刚刚下班的烧窑工人,将冒油的躯体像水牛般满满沉入他们感到舒服的烫人池水; 儿童在扑腾击水,偶有哇哇乱哭的,肯定是粗手粗脚的大人在强迫他洗头时肥皂水流进了眼睛。紧邻大池,是一方水温更烫的小池,池边如鸬鹚围坐的,全是行动蹒跚的退休窑工。
也许是一辈子与火打交道而对温度有了特别的适应,对于我们来说烫得不敢伸脚的池水,他们洗得从容、沉醉。因为水声喧哗,所以大人们都提高了嗓门在讲话、谑笑。不同体味、热水味、劳动后的脊背所携带的窑上火焰味、“蜂花牌”洗发液味、香烟味、池子一侧小便处的臊味、茶叶味、廉价“光荣牌”肥皂味……在近乎封闭的浴室空间内混杂蒸腾。我的视线里充满了窑工的肉体:或是壮年的结实圆滚的腰身,或是暮年的干瘪起褶的胸脯——泥土和火焰里的家乡时间制造了世间一切!这些浴室里的真实肉体,现在想来,正是我所获得成长的这个工厂——国营宜兴合新陶瓷厂——的活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