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具有高技术含量的瓷器都是中国独有的出口商品，但最后仍免不了从商品扩散到技术扩散的结局。当瓷器产业彻底全球化后，中国瓷器失去了曾有的辉煌。
专栏杜君立
中国与西方的贸易从很早就已经开始。因为丝绸之路，中国成为西方眼中的“丝国”。随着海路的开辟，瓷器和茶叶使中国进一步成为世界贸易的重要参与者。特别是瓷器，因为它既是中国所独有的商品，对远洋商船来说又是价值最高的压舱货物，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几乎成为最常见的中国出口商品。瓷器甚至成为中国的代名词，在英语中，都是“China”。
虽然就商业价值来说，瓷器远不如丝和茶，但瓷器的形制、色彩、纹饰、主题，以及其历久不变又不可复制的特性，使其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从文化交流来说，内涵深厚的中国瓷器令其他任何商品无法与其同日而语。
如果说陶器是人类发明火之后又一次重大文明进步，那么将瓷器称为“中国第五大发明”，这其实并不夸张。当整个人类世界都还处于石器时期时，中国就已经进入陶器阶段，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精美陶器，将中国的陶瓷史上推到一万年前。江西仙人洞遗址发现的陶片距今有两万年，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陶制品。事实上，陶和瓷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器物。陶是用黏土制成，瓷用的是瓷土，瓷器的烧制窑温度也高于陶器。瓷器质地细腻致密，坚固耐用，再加上表面涂釉，防漏性和审美方面都远胜于陶器。
中国陶瓷经历了一个从陶到瓷的演化过程。中国从商代开始掌握釉陶技术，发展到东汉末年完成了由陶器到瓷器的过渡。最先出现的是青瓷，至隋代出现白瓷，唐代最著名的是三彩瓷，宋代有“定、汝、官、哥、均”五大名窑。长期以来，瓷器一直为中国所独有。作为中国瓷器的生产中心，景德镇在元代崛起。在明清两代，青花瓷几乎成为中国瓷器的代名词。
作为一种古老的手工业产品，瓷器从一开始就是典型的商业生产，几乎没有瓷器是为了自己使用而生产，这就决定了瓷器的贸易特性。商品一旦进入市场，就会比人走得更远。中国瓷器真正走向世界，始于宋元时期，到明清时期达到巅峰，中国瓷器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商品”。可以说，中国就是带动这个早期“世界体系”运转的发动机。
风靡欧洲的中国风
隋唐时期，中国瓷器就已经流向海外，但主要局限于朝鲜、日本和东南亚一带，最远到印度和埃及。两宋时期，瓷器成为海外贸易的大宗商品，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其实就是“陶瓷之路”，瓷器是海船最理想的货物，一艘普通商船就可装载上万件瓷器，运输成本极其低廉。据专家研究，在主要用于出口的宋代广东瓷器中，一年总产量可高达1.3亿件。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瓷器都没有到达遥远的欧洲。当时瓷器贸易基本都控制在伊斯兰商人手里。极少量中国瓷器辗转流入一些欧洲国王和贵族手中，属于极其珍稀的奢侈品。直至16世纪初，作为中国普通日用品的瓷器在西方仍很罕见，欧洲人只能用笨拙的木制、铁制或陶制盘子，贵族使用的是银制的餐具。当时欧洲只能生产一些铅釉或锡釉的陶器，这种陶器胎质疏松，釉面灰暗。对他们来说，中国瓷器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葡萄牙人终于将中国瓷器带到欧洲。那种不可思议的轻巧、光洁、典雅和明亮，令欧洲人无比惊艳，将其视为世界上最美最圣洁的物品，甚至比金、银和水晶都更为高贵。在一幅油画中，三位来自东方的圣贤献给耶稣基督的礼物就是中国青花瓷杯；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典油画《群神的盛宴》说明，当时青花瓷被视为一种神器。在欧洲人看来，这些瓷器是用一种神秘的材料制成的，即使最普通的中国瓷器，也被欧洲人加上各种金银装饰，赋予它神圣的用途。
在此后很长时间里，光彩照人的中国瓷器在欧洲都是上流社会才可享用的高档品，只有富裕的上层人士能买得起。在早期英国，中国瓷器都被作为贵重财产记录在案。
从一开始，中国瓷器就不单是一种器皿，还是一种艺术。收藏中国瓷器很快成为欧洲上流社会的炫富风潮，这种瓷器崇拜有点类似中国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崇拜。西班牙腓力二世1598年去世时，留下的瓷器达3000件之多；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凡尔赛专门建了一座收藏瓷器的“中国宫”；玛丽二世把青花瓷器从荷兰带到英国，汉普顿宫收藏着800件瓷器；普鲁士威廉一世和俄国彼得大帝也都有自己专门的瓷器藏馆。
从17世纪开始，中国瓷器成为支撑西方贸易的重要商品，到18世纪初，中国瓷器已经从奢侈品变成了时尚品，甚至普及到欧洲普通阶层，其淡雅的色调，柔和的曲线，清新的图案，由此引发了一场风靡整个欧陆的“中国风”热潮。这种中国情调直接影响了新的艺术风格产生，从绘画、建筑、园艺到家具、器物等，自然别致的洛可可风格取代了传统的巴洛克风格。
黄金时代的外销瓷
17世纪初，荷兰人俘获了两艘葡萄牙克拉克帆船，船上近10万件中国瓷器被运往阿姆斯特丹拍卖，一时轰动了整个欧洲，连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也前来购买。这些出自福建漳州窑的中国瓷器因此被称为“克拉克瓷”。这次拍卖使刚刚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获得了500万盾纯利。从此，克拉克瓷便成为荷兰商船的主要商品。1604~1656年，荷兰就从中国买走300多万件瓷器。这些瓷器运到欧洲后，价格之昂贵，被称为“白金”。
入清之后，随着海禁解除，广彩定烧瓷成为中国出口欧洲的主要商品。特别是太阳王路易十四，他在广东定制了大批纹章瓷。当时欧洲的王室、贵族、军团、公司等团体，往往都有自己特殊的标志和纹章，因此纹章瓷成为当时需求最多的中国瓷器。一份18世纪中期的统计中，英国定购了299套纹章瓷，瑞典定购了300多套。为了保证定制纹章的准确性，后来多采用直接定购白瓷，然后运到广州再按图样加工绘制。
从出口到定制，中国瓷器在世界贸易中日渐成熟。随着瓷器贸易的扩大，欧洲许多城市出现了专门经销中国瓷器的商号，仅在伦敦就有52家之多。
在康雍乾时期，西方贸易公司的全面兴起，中国的外销瓷达到顶峰，从17世纪每年输出约20万件，发展到18世纪最多时每年约达百万件。“大帆船贸易”将中国瓷器贩卖到地球每一个角落。在一只1756年弗里堡号商船定制的瓷盘上，画着一艘商船在湛蓝色的海上扬帆航行，船尾飘扬着蓝白红三色荷兰国旗，船头是荷兰港口米德尔堡的旗帜，东印度公司的旗帜则高高悬挂于桅杆之上。它为人们见证了一段大航海时代的中国瓷器史。
中国瓷器行销全世界，使中国获得极大的贸易入超，流入白银达6亿两，中国出口到西方的瓷器数量达3亿件以上。相比生产瓷器的中国窑主和窑工，西方商人从瓷器中所获利润要大得多：以1680年在荷兰出售的1500只小茶罐为例，利润高达801%；1758年，荷兰从瓷器贸易中获利达34519盾，利润率高达233%。
正是依靠中国瓷器，西方人建立起一个世界市场。正如大英博物馆馆长麦克格瑞格所说：“瓷器是最早出现的全球性商品之一，瓷器的历史是全球对话的历史，其对制造技术和日常生活、人文风尚等方面的重大影响是双向的。”从单纯输入中国瓷器到定制瓷器，再到欧洲人模仿和自制瓷器，中国外销瓷经历了一个由盛到衰的过程。
1712年，法国传教士殷弘绪专程来到景德镇，他发现这里有3000座窑，“运瓷日夜忙，御器尽出此，官府如云来，商贾无闲暇。”拥挤的街头到处都是挑夫的呐喊，“如同无时无刻不置身于狂欢节”；工人们昼夜忙碌，整座城镇犹如巨大的火炉，所以被称为“四时雷电镇”。
不久之后，殷弘绪将景德镇瓷器工序及配方的秘诀传回欧洲，中国垄断瓷器的历史即将结束。
东风西渐与西风东渐
清人吴宗慈在《江西通志考》中说：“外人初来中国，初则见有佳瓷，不惜重金购去，精美者一瓶一碗贵至数千金，继而自募良工，刻意仿造，虽其式样古雅，终未逮中华。”从见到中国瓷器的那天起，欧洲人就希望自己也能制造昂贵而精美的瓷器。
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最早建立窑厂，对中国瓷器进行仿制，从1575年至1587年，他们以沙子、玻璃、水晶沙、黏土为原料，试制出63件瓷器。这些仿制的青花瓷貌似逼真，但其实是软质瓷，根本无法与中国瓷相提并论。在“中国风”热潮中，荷兰小镇代尔夫特窑厂按照流行风格进行大量仿造。这种白釉蓝花的山寨青花瓷开始部分取代昂贵的中国瓷器。对于新兴中产阶层来说，拥有一件仿青花瓷的“代尔夫特”陶器，仍是高雅的荣耀。
在“代尔夫特”的带动下，当时整个欧洲都在尝试仿制中国瓷器。不仅是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和荷兰，连奥地利、瑞典、西班牙、瑞士等国也加入了仿制中国瓷器的浪潮中。不管仿制的效果如何，所有仿造品都会注明“中国制造”。但对18世纪的欧洲来说，“真正的瓷器制作工序仍然是一个严守着的秘密”。正宗的中国瓷器不仅是财富的象征，更是王室和贵族炫耀其地位的符号。那位疯狂的奥古斯都二世为了烧出自己的中国瓷器，不惜将年轻的炼金术师贝特格囚禁在地牢中，最终贝特格确实制成了欧洲第一件瓷器——梅森瓷诞生了。时间是1708年1月15日。
当梅森瓷和中国青花瓷的生产工艺已经不再是秘密时，工业化的欧洲迅速崛起，并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制瓷业的领导者。
1765年，韦奇伍德的出现，宣告中国时代即将全面崩盘。作为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成功企业家，韦奇伍德的流水线生产模式就出自他对景德镇的研究和借鉴。工业化大生产使韦奇伍德陶瓷不仅迅速占据了英国市场，而且不到20年，就将中国瓷器逐渐挤出欧洲，其出口率达到总销量的80%。随着工业时代的全面来临，垄断世界瓷器市场的中国时代就这样不可逆转地走向终结。179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停止了关于中国瓷器的一切贸易。
鸦片战争以后的100多年中，因为各种原因，中国瓷器几乎从世界上完全消失，曾经的荣耀与繁荣一去不复返。在一些海底打捞品的拍卖中，人们依稀还能看见中国瓷器的往日风采。而在一个文化日趋粗鄙的年代，量取代了质。自从100年前，中国用德国设备生产出第一只陶瓷马桶，如今，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卫生陶瓷生产国，每年生产的马桶数量超过1.2亿只。景德镇每年的瓷器产量达到3亿件，几乎包办了全世界的瓷器生产，但瓷器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沦为泥土般的寻常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