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传教士殷弘绪“潜伏”景德镇七年，探得了瓷器制造的秘密，并在1712年写成报告寄回了欧洲，从此瓷器的制作就没什么秘密可言了。图为法国的瓷器厂。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柏林现存最大的宫殿是夏洛腾堡宫（Charlottenburg Palace），这个宫殿以有一个用共计六吨琥珀装饰起来的、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琥珀房（Amber Room）”而闻名，其实这个宫殿里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房间叫瓷器阁（Porcelain cabinet，room 95），里面收藏着大量来自中国和日本的东方瓷器，经过了多次战火，现在瓷器阁里还有2700件藏品，其中收藏的中国瓷器大多数为康熙年间的。
一般都说造纸、指南针、火药和雕版印刷是中国的四大发明，其实除了造纸之外，其他三种都还存在着一些争议，真正不存在任何争议的中国原创是瓷器和丝绸，特别是瓷器，比丝绸更加珍贵。在古时候中国以外的地方，拥有一件瓷器就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因为这种看着漂亮但却碰不得的娇嫩玩意是从千万里之外的中国运来的。
顺便说一句，千万不能拿外国人管瓷器叫“china”来作为瓷器是中国原创的证据，外国人管漆器叫什么知道吗？叫“japan”，可是漆器也是中国的原创，只不过日本产的漆器的品质更佳，受到欧洲人的欢迎，而得到了“japan”这个别名。
洁白的瓷器在欧洲当时干脆就被叫做“白色的黄金（white gold）”，这是因为在当时的世界上，欧洲最穷，几乎拿不出什么可以和别人进行交换的东西，所以一开始在欧洲找瓷器比较容易的地方除了威尼斯共和国就是荷兰了，因为这两个国家是做买卖的，买卖人有钱。
这就是夏洛腾堡宫的历代主人们热衷于收集来自东方的瓷器的原因。
瓷器在当时的中国是普通的日用品，但在欧洲还是绝对的奢侈品，当然在现在的欧洲也成了日用品，这种从奢侈品到日用品的转换的动力其实是来自咖啡。
德国人是最早知道咖啡的欧洲人，一位奥格斯堡（Augsburg）的医生和植物学家荷沃夫（Leonhart Rauwolff）早在1573年去美索不达米亚一带的东方旅行时就知道了咖啡，在1582出版的《荷沃夫游记》（Rauwolf"s Travels）里，荷沃夫就已经告诉了欧洲人这种盛在瓷器杯里端出来的饮料。但德国人真正开始喝这种传说中的饮料，是很久很久之后。这个“很久很久”到底有多久呢？在同为欧洲人的英国人、法国人、奥地利人已经喝了一百多年咖啡之后的18世纪初！
当然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没有高铁，也没有高速公路，信息和物流都不太通畅，但就算是从法国或者奥地利爬着去德国，也用不着一百多年啊！德国人喝不上咖啡并不是因为当时交通物流和信息系统的落后，真正的原因是，当时的德国人很穷，喝不起。
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皇威廉二世有一句很愤青的名言：“当别人在忙着瓜分陆地和海洋时，我们只是在仰望着蔚蓝的天空。”就像俗话说的那样，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还没有从殖民地抢过东西的德国，比起有殖民地的国家，显得穷酸多了。
这不，德国人刚开始喝咖啡，德皇腓特烈二世，也就是被后人尊为腓特烈大帝的那位就开始紧张了。伟大的腓特烈大帝在面对咖啡时没有了“大帝”的风度，甚至还有点狗屁倒灶，没办法，所谓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嘛。咖啡是一种古怪的饮料，曾经的开罗当局出于虚无缥缈的意识形态，曾经的奥斯曼帝国出于“维稳”的考量，曾经的中国出于反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立场，都禁过咖啡，但腓特烈大帝禁咖啡的理由则与众不同：德国太穷了，没有闲钱给人瞎糟蹋来喝那种古怪饮料。德国不出产咖啡，那是要花硬通货去买的。
于是，当威尼斯人、法国人、英国人、奥地利人等几乎所有欧洲人都在悠闲地品尝咖啡的时候，苦逼的德国人却在易北河边离萨克森州首府德累斯顿不远的一个叫“迈森”（Meissen）的地方辛勤劳动，别人喝咖啡，德国人做别人喝咖啡的杯子卖。
欧洲人开始喝咖啡之后就发现了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拿什么来喝呢？东方的阿拉伯世界也好，君士但丁堡也好，人家都是用一种从更加东方的一个叫“中国”的地方运来的“瓷器”在喝，欧洲人怎么办？
喝酒或者可可，随便找个不漏的东西就行，但喝咖啡或者茶这些来自文明的东方的饮料，则一定要用瓷器，与其说这是一种习惯，不如说是一种信仰，一种对文明的致敬。但是那比黄金还要珍贵的瓷器又不是任何人都能置备的，所以欧洲人立志要想法子自己做瓷器。
一开始，欧洲人也没有把制造瓷器看成一件多大的事，虽然那时的欧洲不出产瓷器，但并不是说不出产其他用泥土烧制而成的器皿，比如陶器、玻璃和琉璃什么的，欧洲人都能够制造，在欧洲人看来，做瓷器也就是多试几次的事情罢了。于是从16世纪开始，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就开始了制造瓷器的尝试，但出乎欧洲人的意料，怎么试也试不成，因为他们当时还不知道烧制瓷器一定要高岭土。
除了中国人之外，朝鲜人和日本人那时候也已经会烧制瓷器了。制瓷技术在宋朝先传到了朝鲜半岛，后来在16世纪末期的万历年间，丰臣秀吉出兵朝鲜半岛，绑回去了一大堆各行各业的工匠，其中就包括了一位会烧瓷器的李参平，日本人给李参平起了一个“金江三兵卫”的日本名，逼着他教日本人烧制瓷器。李参平在日本九州岛现在的佐贺县有田一带找到了高岭土，于17世纪初成功地烧制出了瓷器，这就是日本“伊万里”瓷器的由来，一直到现在，朝鲜半岛的人说起日本从朝鲜抢去了烧制陶瓷的技术这一段历史，还恨得牙痒痒。
日本和葡萄牙人有生意往来，葡萄牙人知道日本人也会做瓷器之后，也来买点捎回去，顺便也讨教烧制的秘诀。本身这门技术得来就没有费功夫的日本人，也没把什么高岭土秘诀当回事，或者根本就不知道高岭土是秘诀，随随便便地就告诉了葡萄牙人。葡萄牙人把高岭土的样品带回了欧洲，这样，欧洲人才知道原来并不是随随便便挖团泥土就可以烧制瓷器的，于是才开始寻找高岭土，高岭土在欧洲被称为Kaolinite——就是高岭土。
最后，德国人终于在萨克森州的科尔迪茨（Colditz）地方找到了高岭土，但是高岭土还只是烧制瓷器的起点，烧制瓷器还需要更多的技术，比如配方、窑温、时间等等，这些技术只能自己从无到有地去摸索，当时在摸索的欧洲人不少，但成功的是德国人，萨克森的德国人。原因很可能是德国人更适应这种筛选工艺的寂寞，现在德国人在制造业上的成功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德国人率先在欧洲制造出了瓷器，图为迈森地方出产的茶具，约1720年。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至于第一位成功地烧制出了瓷器的德国人到底是一位叫契恩豪斯（Ehrenfried Walther von Tschirnhaus）的物理学家，还是一位叫波特格（Johann Friedrich Böttger）的炼金术士，一直有争论。现在一般都认为是契恩豪斯的证据更加充分一些，但不管怎样，他们都是为萨克森选侯奥古斯特二世服务的，反正萨克森人在经过无数次的失败之后，终于在1708年烧制出了真正的坚硬、洁白、富有光泽的瓷器这一点是不会错的。
当然，也有英国人宣称他们早在1683年就已经制造成功了瓷器，但是那种说法没有被广泛认可，因为迈森从1708年开始就成规模地生产瓷器，英国人要到18世纪中期之后才这样生产瓷器。
德国人知道他们成功的价值，大家都知道全欧洲都在寻求如何制造瓷器的技术，所以他们对制造瓷器的秘密采取了严密的防护措施。但是在1735年，有个叫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的天主教会向全世界公布了制造瓷器的方法，使得德国人的保密措施成了一个笑话。
中国人应该对这个“耶稣会”不陌生，这是一个保守的原教旨主义的天主教会派。明朝万历年间来华的利玛窦，就是耶稣会传教士。辫子军入关之后，顺治、康熙皇帝继续重用耶稣会的传教士，像服务于历局和钦天监的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南怀仁等人都是耶稣会的。
这些耶稣会传教士中有一个叫Francois Xavier d"Entrecolles的法国人，和其他在华的耶稣会传教士一样，他也有一个中国名字叫殷弘绪，为了弄到瓷器制造的秘密，他在中国景德镇住了七年。据说他通过江西巡抚郎廷极的关系给康熙皇上进献了法国葡萄酒，康熙一得意，下面也就没有人去追究他老在陶瓷作坊和窑厂传教有什么古怪了。他在1712年，将在景德镇探得的瓷器制造细节，写成报告寄回了耶稣教会，这样一来瓷器的制作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
就殷弘绪的行为来说，是不折不扣的产业间谍，除了瓷器的制造技术之外，他还得到了养蚕、制造绢花、珍珠养殖的技术，托殷弘绪的福，中国的瓷器出口日渐减少，到乾隆末年时，瓷器就几乎不再是出口商品了，这就是殷弘绪对中国造成的损害，但复杂的是，耶稣会公开了所得到的产业机密，并不是单纯地用来为自己获利，这就使得对殷弘绪的评价有点困难。
1759年，英国人乔赛亚·韦奇伍德通过在原料中添加动物骨粉的方法研制硬质瓷器获得成功。这种晶莹剔透、质地坚硬的产品即是著名的韦奇伍德骨瓷（Bone china），成为了餐具中知名度最高的品牌。他在斯坦福德郡创办以自己姓氏Wedgwood命名的陶瓷厂。产品做工精致，风格简练优雅，受到维多利亚女皇青睐，成为皇家“御用瓷器”。1793年英国使团曾把韦奇伍德瓷器作为国礼回赠给大清乾隆皇帝。这是一件很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宣告了这么一个事实：虽然瓷器（porcelain）依旧被称作“china”，但是能够生产瓷器甚至顶级瓷器的国家已经不只是中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