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化瓷器是中国瓷器史上的瑰宝,已经达到中国瓷器制造的极致,故古玩界评价瓷器时常说“明看成化清看雍正”。在这一历史时期, 成化御窑瓷器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姹紫嫣红。成化御窑瓷器的不仅仿宋代瓷器,其制作工艺,效果达到极高的水平,而且青花瓷器,单色釉瓷器也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御窑厂创造性的成功的烧制出大名鼎鼎的斗彩瓷器(明,清时期称之为成窑青花间装五彩或成窑五彩)。
成化斗彩瓷器特点是釉下青花与釉上彩协调融合,争奇斗艳,优美绝伦,确是中国陶瓷史上的瑰宝。
然而,与成化瓷器如雷灌耳的名气相比,有关成化瓷器的历史记录却有如鳞毛风角,屈指可数。
成化间,遣中官之浮梁景德镇,烧造御用瓷器,最多且久,费不赀。(《明史.食货六.烧造。成化元年即位诏书“江西饶州府,浙江处州府见差内官在彼烧造磁器,诏书到日,除已烧完者照数起解,未完者悉皆停止,差委官员即便回京,违者罪之。.....光禄寺器皿及喂养牲口桶....等件,自天顺五年以前拖欠未完者悉与免。”(《明宪宗实录》卷一,页9)。成化四年(1468):成化四年奏准,光禄寺瓷器仍依四分例减造。(《大明会典 卷一百九十四 工部陶器》)。成化十六年三月:“以岁欠,减光禄寺供用物。”(《明史.宪宗本纪》)。成化十八年(1482):闰八月壬申条记武臣后卫仓副使应时用建言六事谓:“饶州烧造御器,必命内臣监督,自后宜止降式,委诸有司,以免供给之费。”(《明实录.宪宗实录》)。即成化十八年闰八月:“仓副使应时用请罢饶州烧造御器。”(《明史.宪宗本纪》)。成化二十年(1484):正月“诏减贡献。”(《明史.宪宗本纪》。
成化二十三年(1487):八月崩(四十一岁),九月壬寅其子孝宗即位,发出停止“一切不急之务”诏书,命令“江西烧造瓷器内官回京”。
明代成化年(1463-1487)距今有近六百年的时间,传世成化瓷器只有区区不足千件。其中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最多,共五百九拾四件,其次为北京故宫博物院,成化青花瓷器有八十余件。其余为世界各大博物馆及私人藏家收藏。成化皇帝朱见深在位共计二十三年,保守估计,期间御窑厂生产御窑瓷器应超过五十万件。与这一庞大数目相比,要靠这千余件传世成化瓷器来全面分析,总结出成化御窑瓷器真的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也难免在研究,总结成窑瓷器的过程中出现偏差,甚至得出错误的结论。
笔者个人认为就研究成化瓷器的水平而言,有两个人可以说达到大师级水平。一个是清代雍正,乾隆时期御窑厂督陶官唐英. 唐英(1682-1756年),清代陶瓷艺术家,能文善画,兼书法篆刻且又精通制瓷。沈阳隶属汉军正白旗,1728年奉命兼任景德镇督陶官,在职将近30年,先后为雍正和乾隆两朝皇帝烧制瓷器,在此之前,唐英并不懂陶瓷烧造,但由于他潜心钻研陶务,并且身体力行,从而逐渐积累了丰富的制瓷经验,由他主持烧制的瓷器无不精美,深受两朝皇帝的赏识,因此,乾隆年间的官窑也被人们称为“唐窑”。在唐英的督办下,乾隆斗彩瓷器,器型变化多端、装饰富贵华丽、色彩绚丽缤纷;纹饰图案多以缠枝莲花、双鱼、灵芝等吉祥物组成,主要器型有碗、盘、瓶等等。之所以说唐英是研究成化瓷器的大家, 成化传世器在紫禁城内的存世数量远较现代多出许多. 唐英作为皇家特派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有机会接触, 研究和仿制这些传世成化瓷器精品.这些活动在唐英的记事录中有记载.
另一位必然提到的成化瓷器研究大师就是文物界大名鼎鼎的孙赢洲先生. 1906年来到北京,在隆福寺三合公硬木家具店做学徒。1923年他在北京开办“孰华斋”古玩店。解放后到1956年公私合营前,孙瀛洲在孰华斋经营古玩生意达36年,所以存货非常的多,除瓷器、青铜器,还有不少的犀角杯等文物。孙瀛洲先生将自己惨淡经营、多年收藏积累的3000余件文物慷慨捐献给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充实了院内的文物收藏。其中仅陶瓷一项就有2000件之多,明成化斗彩三秋杯等25件瓷器被定为一级文物。他捐赠的瓷器不仅数量,品种多质量也都很精,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奖励,被聘为故宫博物院的顾问,后担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孙先生一生致力于古董瓷器研究,特别是对宋、元、明和清代瓷器的研究有着极高的造诣, 被誉为宣德大王.孙先生进入故宫博物院任研究员,专门从事瓷器研究.孙先生后期对成化瓷器研究也达到极高的水平,后辈研究者望尘麽及. 孙先生通过对北京故宫收藏的成化瓷器研究,总结出许多快炙人口的有关成化瓷器特点,鉴别方法的口诀, 对后世学者及文博研究人员研究,鉴别成化瓷器的胎,釉青花,彩料和款识有着极大的帮助.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孙赢洲首次提出了成化斗彩差紫这一新的概念.孙瀛洲先生对‘姹(差)紫’有这样的描述:‘它是烧造时差异的色疵,所以称为差紫,可以肯定地说,凡带差紫色的成彩绝为真品。’ 著名瓷器研究大师耿宝昌先生则对其论述是:‘至于独具特色的姹紫,色如赤铁,表面干涩无光(过去有人对此色不甚了解,每清洗便误认为是污垢面刮削,损及彩釉)。作为识别成化斗彩的特殊依据,常凭此色便可定论,所有后仿者均望尘莫及。’ 最典型的例子是孙先生捐赠给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对大明成化斗彩三秋杯。见图1和图2。
图1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成化斗彩三秋杯
图2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成化斗彩三秋杯
高4.3cm,口径6.8cm,足径2.6cm。 杯撇口,深腹,瘦底,圈足。釉色青中泛灰。杯外壁绘两组斗彩山石花草,间以飞舞的蝴蝶。蝶翅或覆黄彩,或 覆紫彩,花枝及一小蝶的尾上点以红彩,蝶翅所施紫彩即所谓“姹紫”或“差紫”,其特点是色浓而无光,为成化斗彩所特有,是后世仿品所不能及之处。由于描绘 的是秋天乡居野景,历时三月的秋季又有“三秋”之称,故此种杯被赋予“三秋杯”之雅称。杯外底青花双方栏内署楷书“大明成化年制”六字双行款。
成化斗彩杯造型有数种,此为其中之一。瓷杯造型轻灵秀巧,胎体薄如蝉翼,从内壁可清晰映见外壁花纹。画面布局疏密有致,施彩清新典雅,体现出画工高超的画技和艺术修养。
差紫一色从此名声鹤起,此色为成化斗彩所独有的颜色,其他朝代没有此色彩或仿制不成功。换句话说如斗彩瓷器含有差紫色, 则此器必为成化瓷器。差紫是鉴别成化斗彩瓷器的充分条件但并非必要条件。毕竟含有差紫色的成化瓷器毕竟是少数。差紫名气实在太大了, 几乎所有介绍成化斗彩瓷器的文章,书籍必谈差紫.令人不解的是,没有一个人出来明确指证除成化斗彩三秋杯之外,还有哪一件成化斗彩瓷器上还有差紫这一独特颜色。成化瓷器差紫之谜激发了本人探寻,揭开这一谜团的浓厚兴趣。
本人认为,正象孙赢洲先生所提到的成化斗彩瓷器的差紫实际上就是烧造时产生的差异的色疵,通俗地讲它就是因颜料溶液中溶质比例误差,烧制过程中该杯在窑中位于炉温较高等各种因素综合而生产出的一只残次品,绝非烧造者当时想得到的颜色。但由于其产生的独特艺术效果极具魅力而幸存下来。那么差紫的原色究竟是什么呢? 答案是差紫的原色应该就是成化斗彩中的一种颜色--锗红.
北京故宫博物院成化斗彩三秋杯有两只,首先我们近距离观察这两只杯上蝴碟的不同,见图3和图4.
图3北京故宫博物院成化斗彩三秋杯
图3北京故宫博物院成化斗彩三秋杯
图4北京故宫博物院成化斗彩三秋杯
孙赢洲先生无私捐赠给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两只成化三秋杯图案一致, 唯一的差别正是含有差紫的蝴蝶颜色有很大不同.一只杯的那只蝴蝶颜色正如耿宝昌先生所描述的色如赤铁,表面干涩无光,既所谓差紫.另一只杯的那只蝴碟颜色红中微微泛紫有浓淡色阶.
多年来,人们一直以为成化斗彩三秋杯存世的只有北京故宫博物院保存的这一对.甚至连瓷器鉴定大师耿宝昌也认可这一观点。事实上,台北故宫博物院也保存有一只斗彩三秋杯,只是名称不同,它被称之为成化点彩花碟杯.见图5.其图案,尺寸几乎和北京故宫博物院成化斗彩三秋杯一样.
图6大英博物馆藏成化天字罐
图7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成化天字罐
2.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成化斗彩十字杵洗. 高4.2公分口徑12.5公分底徑9.2公分、斂口,弧壁、平底、圈足內凹。器內底心青花繪十字杵,內填紅彩、綠彩。外壁釉色牙白,平素無紋。器底青花書長方雙框「大明成化年製」楷書六字款。见图8
图8成化斗彩十字杵洗
3.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成化點彩花卉青花梵文小洗.高3.2公分口徑7.4公分底徑4.5公分、歛口,弧壁、平底、平足內凹。器內壁無紋,底心中央青花繪十字杵,周圍一圈蓮瓣紋,其內各填一梵字,共九字。器外口沿青線二道,腹以青花勾勒花卉四朵,其中花心加點紅彩蕊就是锗红彩即所谓的差紫,花梗莖彩以淡紫色,襯以綠葉。器底青線一道。器底青花書雙方框「大明成化年製」楷體六字款。见图9
图9明成化點彩花卉青花梵文小洗
4.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成化斗彩缠枝莲天字罐罐盖顶部中心区的锗红彩.见图10.
图10北京故宫博物院成化斗彩缠枝莲天字罐
由于一般瓷器爱好者可接触到的成化器馆藏资料有限,应该还有许多有关差紫的例子没有被列出,但我们仍可以由上述论证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所谓成化斗彩差紫并非成化斗彩彩料中的一个独立色料,而是其中一种红彩--锗红料。因颜料中配料比例, 颜料颗粒度大小,低温烧制颜色釉时炉温控制差异(极可能温度较高),产生的颜色突变而产生的一种特殊颜色效果,其并不具有普遍性,且此色仅存在于成化斗彩瓷器中。孙赢洲先生所处的时期正是两岸严重敌对状态时期。众所周知, 故宫博物院原有馆藏成化瓷器绝大部分随国民党撤离大陆而运往台湾。两岸那时并无政治,经济及文化交流,且那时资讯远不如现在这样发达。因此,当时孙先生认为成化斗彩三秋杯传世的此一对,绝无仅有,台北故宫博物院三秋杯的出现为我们揭开成化斗彩差紫之谜提供了有力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