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过七旬的茅子芳住在朝阳区南沙滩社区，他有一个绝活儿，那就是用金刚刀在瓷器上进行篆刻。

误打误撞学了刻瓷

　　茅子芳的家是两室一厅，客厅改成了卧室，中间是一条窄仄的过道。不过六十平方米的空间，住着一家六口。他的书房被柜子、椅子和几个书架占去了大部分空间，满满当当地摆放着书、刻瓷、玩具、葫芦等各种东西。

　　茅子芳总是戏称，他是刻瓷大师朱友麟的“编外徒弟”。1962年，“朱友麟刻瓷艺术作品展”在中央美院展览馆举行，茅子芳前去参观，正是那次参观为他开启了艺术大门。回去后，茅子芳找来钢錾子，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刻瓷。“家里吃饭用的白瓷盘子、饭碗被我砸了不少。”茅子芳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砸坏了几十个碗和盘子后，茅子芳终于刻出了几件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

　　从工艺美术学校毕业后，茅子芳被分配到北京玉器厂工作。从北京玉器厂到朱友麟工作的北京市工艺美术研究所不过300米的距离，但是这300米求师路却让茅子芳颇费了一番功夫。“我好几次想去向朱先生请教，又怕被人家拒之门外。”茅子芳说，“后来我终于厚着脸皮，带着两件作品用午休时间敲开了朱先生工作室的大门。”

　　说明来意后，朱友麟并没有拒绝，而是认真地看了他的作品，并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从工具到技法都讲得非常仔细。”茅子芳说，“他还嘱咐我好好学习刻瓷，把刻瓷艺术传下去。”遵循朱友麟的指导，茅子芳回家后又刻了几件作品。当他再去求教时，朱友麟已经年迈多病，1964年便去世了。

作品曾被当作国礼

　　在掌握了刻瓷手艺后，茅子芳又加入了自己的创新。有一天，他看到一家杂货商店卖深色釉瓷盘子，因为釉太厚而被淘汰下来，很多人都买回去垫花盆用。茅子芳抱着试一试的心理，买了两摞盘子回家用来刻瓷。一试发现，盘子胎白釉深，反差很大，有素描效果。

　　也正是茅子芳的这一试，打破了以往刻瓷在白瓷盘上刻画后填色的禁锢，使作品更加立体，也更突出了刻瓷“刻”的意味。

　　但是，在瓷釉上刻瓷对创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越刻越浅，像人物脸上的高光点和动物身上凸起的地方，至少要刻四层才能表现出来。”茅子芳说，“刻得越白的地方，瓷器就越薄，稍不留神就把瓷盘大卸八块儿。”不过，他凭借多年积累下来的精湛技术，在瓷釉上刻瓷变得非常简单。那一年，北京市政府代表团出访日本，茅子芳第一次接受刻制国礼的任务，而那份国礼就是用深色釉瓷盘子刻的。后来，他还分别为美国前总统里根、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等人做刻瓷国礼。

希望把手艺传下去

　　1998年9月1日，茅子芳下岗了。有人建议他卖作品来谋出路，但是他却拒绝了：“作为一个老工匠，经济效益并不是我追求的，而是要有责任把它传承下去。”如今，茅子芳的书房里除了书和他给孙子做的玩具，就是塞得满满的作品。至于到底有多少作品，茅子芳说：“我也不知道，至少应该有四五百件吧。”

　　在教导徒弟时，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同时，他也鼓励徒弟们创新，在继承北京刻瓷艺术的基础上，博采众长，努力创出属于有自己独特风格的北京刻瓷。“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只有这样，才能把这门刻瓷艺术技艺一代一代传承下去。”他希望更多人来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关注刻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