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代的中国，在农业生产、城市发展、工商经济、科学技术、教育出版、文学艺术、国际贸易等各方面呈现出惊人的进步，考古发现的“宋瓷”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展现了宋代文化的特质。

　　中国是世界瓷器技术的原创国。考古学证明，瓷器起于夏、商，成于战国两汉，作为产量巨大的手工业生产系统，它因胎土、釉色、造型、工艺、装饰等差异而逐渐形成产地特色，俗称“窑口”。从唐代开始，在文献中开始出现“越窑”“邢窑”等窑口名称。两宋时期，瓷业之“窑口”达到昌盛阶段。如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之《中国陶瓷史》说：1949年以来，陶瓷考古发现的古代瓷窑遗址，分布于我国170多个县市，其中分布有宋窑的就有130多县，占总数的近80%。

　　宋瓷主体可分为十大窑系：分别为北方的定窑系、耀窑系、钧窑系、磁窑系；南方的越窑系、龙泉窑系、景德镇青白瓷窑系（饶州窑系）、建窑系、吉州窑系以及涉及南北宋的官窑系。在十大窑系中，相关窑口至少有百个以上。这些窑系中的“越窑系”止于南宋之初，其他窑系在元初大体还在延烧，但质量明显下降。到元代中后期，建窑、定窑两系退出历史舞台，除少数窑口或窑系以优异特色占一席之地外，其他窑系多趋向衰微，仅“景德镇窑系”尤其是继承唐宋青花工艺的“青花瓷”一支独魁天下。自此，宋代中国南北各地百千瓷器窑口“各美其美、美美共美”的时代便成为历史的定格。其实，宋代还有大量的“窑口”无法进入现有的“窑系”之中，如邢窑、婺窑、瓯窑、宜兴窑、缸瓦窑、灵武窑等等；况且即使被列入某个“窑系”的“窑口”，它自身同样存在特色性甚至内涵的复杂性。

　　“窑口”是中国传统的瓷业命名方法，强调地域性和特色性的统一；“窑系”是考古类型学思想指导下的产物，强调不同地域瓷业在特色性方面的彼此关联性、互动性。以窑口而论，“百花齐放”才是大美，“一枝独秀”是文化衰弱之表现。故就中华瓷史而论，两宋瓷业窑口“空前绝后”非为虚言。同时，两宋时代，不仅窑口众多，而且名窑辈出，各擅其能。

　　宋代陶瓷业中的不同窑系甚至同一窑系的不同窑口、窑场，都发育出自己的工艺体系，在印花、刻花、划花、塑花、嵌花、绞花、镂花、绘花，在书法、绘画、诗词、印章、铭刻及釉装饰等各方面都创造出至高的水平。前人总结说汝窑施釉润如堆脂，定窑印花工整严谨，邢窑着色淡雅素静，钧窑色变灿烂如云，耀窑刻花犀利潇洒，磁窑黑白对比鲜明，湖田窑釉碧如天水，越窑色如千峰揽翠，龙泉独擅青梅滴翠，哥窑断纹曲折奇丽，建窑黑彩变幻莫测，契丹瓷追求民族造型，西夏瓷讲求厚实朴茂，女真瓷追慕宋人风韵等等。其实，宋代几乎各个窑系或窑口的实际工艺内容比今人所总结者要丰富百倍，难以摹状，她犹如两宋书画词章一般美不胜收，展现了中国不同地域的民众各具风情和特色的文化创造力、审美力和文化表现力，是中华文明大格局内所具有的文化多样性与多样性文化能够彼此互动滋养但又坚守各自特色持续发展的生动写照。

　　宋瓷在功能造型上也已经驾轻驭熟，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功能系列，大致可分日用系、茶饮系、宗教系、观赏系、文房系、玩赏系、礼仪系、丧葬系等，每个功能系的具体造型及其装饰图案和技法又是千姿百态，花样翻新，极具匠心。正是在这种强大的造型塑造能力面前，瓷器全面进入了人们的创作、生活、信仰、审美、典仪、交友、风俗、经济诸领域，是中华文明在两宋时代进入高峰期的又一实证。

　　中国瓷器外销，至迟起于东晋南朝，唐代已成中国外销产品之大宗，但只有到宋代，瓷器才完全取代此前的丝绸外销之地位，从而一举夺得中国外销产品之冠的地位。这方面证据有四：一是宋瓷实物在世界各国发现甚多。如东亚的日本、朝鲜、韩国，东南亚列国，南亚印度、斯里兰卡，中亚的伊朗乃至西亚的阿拉伯半岛，北非及东非沿海国家等都有宋瓷之出土，宋代文献里也有宋瓷大量外销的详实记录；二是中国陶瓷技术在这一时期深刻影响了世界多个国家的瓷业生产。如朝鲜半岛的高丽青瓷技术来自于中国的汝官窑；日本的濑户窑也受到中国陶瓷工艺影响，带动了日本瓷业的诞生；埃及的法蒂玛王朝开始仿制中国瓷器；伊朗、伊拉克一带的伊斯兰陶瓷工艺中也兴起仿造中国陶瓷的风气；三是这时瓷器外销为中国在西方世界赢得了一个新的国际化称呼—china；四是沿海地区都大面积兴起外销瓷的生产，相关窑口、窑场难以计数，推动了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大开发、海港城市及国际化城市兴起和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深度交流，“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因此而达到了历史的高峰，“瓷都”景德镇和“陶都”宜兴也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获得发展的机遇并奠立了坚实的根基。

　　总之，考古学视野下的宋瓷特质鲜明，富于创造，高贵雅致，光耀古今，她向我们诉说着中华宋文明的高度，折射着中国文化繁盛期的世道人心；她既成就了一个划时代的工艺篇章，也成就了中华文明对世界的独特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