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烧成的气氛上来看，汝窑属于弱还原的产品，釉药则为高温长石二液相分相釉。南宋人周辉所著《清波杂志》中说：“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油，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文意中似乎有些矛盾之处，前言“禁烧”后面又说也有可以“出卖”的。宫中造器而民间也可私有，在理论上是不合的，证之目前传世汝器之少，周辉此说恐怕要打一点折扣了。

　　不过，文中说“内有玛瑙末为油”倒是有可能的。玛瑙的基本成分就是石英，是长石釉中不可少的重要成分。宋代杜绾所写的《云林石谱》一书中记载：“汝州玛瑙石出沙土或水中，色多青白粉红莹彻，小有纹理如刷丝。”可见汝州是产玛瑙的。古人有言，“玛瑙无红一世穷”，是说只有红玛瑙才值钱，一般的杂色或青白色玛瑙是根本就不值什么钱的。汝州玛瑙色多青白粉红，拿这种不值钱的玛瑙入釉，事实上不是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事。今天我们仔细观察汝窑的釉色，还能看到在乳浊釉中存在着相当多的石英玻璃聚合小点。

　　汝官窑得釉药在化学组成上的特点是长石含量低，而石英含量高，并含有不到百分之三的铁。这些成分在高温还原下烧成时，微量的铁使得釉药显出青色;高浓度的石英颗粒则在釉中成为滴状玻璃悬浮着，为“分散相”；“连续相”为其他含有长石的部分。由于石英颗粒的粒子很多，使光在釉中行进时有如先在浓雾中行进一样，产生了“散射作用”，因而造成了汝瓷那种表面平滑，但无浮光，且略带乳浊的视觉效果。

　　其次，从外观及造型气质看，汝窑在这方面的成就也是绝无仅有的。就是在宋代的各种著录中，也都一致认为“汝窑为魁”。宋朝因“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器”（见宋人叶寘《坦斋笔衡》），汝窑设厂专为宫中作器的事实，大概是可信的，只是与定窑白瓷有什么关系，就不一定了。就今天故宫宋瓷流传下来的藏品数量来看，北宋定窑器仍是其中最多的，甚至于官窑、钧窑和汝窑的总和，也不及定窑藏品的一半，可见宫中用器定窑使用得最多。而汝窑并非为实用而造，从形制看，都是一些陈设观赏，或是文玩小器物。最大的不过二十几厘米，小则十厘米左右，且满釉支烧而便于把玩。传世的汝窑器中，以造型优美独特的碗、盘、瓶居多数，其他三足奁、水仙盆和尊形器各两件。外观都很端庄丰润，高贵中显出一种雍容的气度。

　　虽然汝窑遗址一直没有找到，但是有汝窑器传世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而且从胎土和釉色的分析，可以肯定地说，汝窑的烧造与汝州有不可分的地缘上的关系。釉药方面，在上文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它是一种二液相分相釉，和钧窑的釉药是同一类的。而从台北故宫几件挖底铭款的器物，以及三牺尊平底露胎的部分来看，汝窑胎骨那种细致带土黄的色质，也与宋代钧窑内胎的芝麻酱色相当，可以看得出来其与钧窑胎土之间血缘上的关系。所以，“汝州烧汝窑”的说法仍有相当的可信度。汝瓷在釉薄之处，常因胎骨铁分的外浮，使较透明的口沿及角边微现淡红的调子，更加显得艳而不俗，有一种说不出的神秘感。

　　另外，从制作手法和造型要求上来看，我们发现汝窑器在支烧技术上显然受到岳州窑的影响。岳州窑在湖南湘阴南境窑头山一带，唐、五代时盛产青瓷。五代、宋初时，岳州窑首先采用支钉烧来替代垫饼支烧。使器物由露胎进步到满釉，汝窑采用支钉烧，且更加精致化，把接釉点做得小如芝麻粒，所以后人形容汝窑的底釉支钉痕为“芝麻细小挣针”。汝窑支钉以单数居多，小件器物都是三点支烧，稍大的用五点支烧。其他像六角形的三牺尊底，因是六角，当然是六点支烧，比较平衡；而椭圆形的较大器物，像水仙盆之类，也是六点支烧（其实，也可解释为两个三点支烧）。

　　最后，我们来谈谈汝窑的器形特点和铭识的问题。从传世汝窑作品来看，它的造型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仿铜器，一是仿漆器，一是出自瓷器本身的瓶形器。仿铜的如奉华尊，仿自铜器的觚形器；另一件三牺尊也有明显的铜器风味。至于仿漆木器的，则占汝瓷造型的大部分，大多数的小碟、小盘以及水仙盆和奁形器，都有漆器的遗风。可见汝瓷在造器设计之初，便有融合各种器物优点于一身的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