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的古釉花瓶、宜兴的老泥壶、台湾的岩矿茶具……近年的高端陶瓷市场，陆续出现了一些收藏者从未听过的“新概念”。南方日报记者调查发现，一件当代艺人用宋代出土古釉柴烧的梅瓶，动辄开价10万元，而一把原矿老泥制作的紫砂壶，卖价亦可以是新泥料作品的几倍，而打上了养生概念的老岩泥茶具，从几年前就开始风靡内地市场。
　　“其实，采用古釉和老泥等珍稀原材料，无非是想通过传统的烧成方法和工艺去追求与前人比较接近、原汁原味的陶瓷艺术效果。”古釉陶瓷“发烧友”卫晓峰告诉记者，当前是价值多元化的社会，每位收藏者都可以有自己独立的审美标准。“艺人的做法只不过是对大众的一种美学建议，也可能存在个人的主观性，至于这样做好不好，则需要收藏者自己去判断。没必要过多炒作。”

资源稀缺无力支撑商业化

在河南省禹州市神垕镇颂韵楼，卫晓峰拎出一麻袋宋代出土的古釉料来给记者看。
　　数年前，他在收集古瓷残片的过程中发现了这批珍贵的“老东西”。一家当地人在拆完自家的老房，正在打地基准备重建一栋楼房的过程中，挖出了少量古瓷残片，于是问卫晓峰是否感兴趣。卫晓峰马上来到现场察看，在古瓷片的周边，还埋有一些与普通泥石很不一样的东西。直觉告诉他，这里古时很可能是一个废弃的窑厂仓库。卫晓峰二话没说，便把这些看似黑不溜秋、实际混合着不同颜色的“碎石”带回家里继续研究。后来经过多位专家的确认，这是一批在地下埋葬了七八百年的古釉。
　　记者拿了几块放在手里，发现手感与普通的矿石没什么两样，有所不同的是，它们虽然在地下埋了那么久，身上仍能看到明显的火烧痕迹。
　　“当代匠人烧制瓷器，仍然习惯先把釉料放进窑炉里边高温烧一遍，然后再放起来备用。”卫晓峰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将来的釉烧成色更加稳定。

　　近两年来，卫晓峰投入巨资聘请专业陶瓷艺人进行实验，把自己的所得用传统的工艺研磨成釉料，然后依照不同的配方来试烧，“逐步有了一些意外的收获，先后烧出了天青、月白、钧红等与古瓷器完全一样的釉色”。
　　“古代的师傅不像当代匠人有那么多精密分析仪器和其它高科技手段的辅助，因而在釉料的选择及配方的研发方面，全凭个人知识的积累和代代相传的试错经验，很多釉料的发现和釉方的形成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著名古陶瓷收藏家冯玮瑜看来，在陶瓷工业发展早已进入历史新高度的今天，一些当代艺人仍痴迷于用古釉、老泥来生产陶瓷作品，甚至不惜成本去恢复柴烧等传统烧成方法，目的无非是想尽一切办法去还原古瓷器身上特有的那种偶然性、不确定性的朦胧美。对专业的玩家来说，只有这样的陶瓷作品才韵味悠长，也更符合中国人的传统审美旨趣。“从收藏价值上来讲，越难得的东西，也往往会被看得越珍贵。”
　　实际上，不管是在北方汝窑、钧窑、定窑，还是在南方的景德镇、福建、广东等一些有老窑传统的地方，有条件的艺人都在尝试在材质和烧成工艺上追求与不同瓷种所属年代原汁原味的东西。而河南的神垕镇和江西的景德镇，还形成了国内最大的两个仿古瓷制造重镇。

　　不过，冯玮瑜认为，真正的古釉、老泥是非常稀缺的原料，即使对经验丰富的仿古师傅来说，也不可能是一种常规的生产原料。现在市场上一下子蹦出来这么多，多数只是一种商业营销概念和噱头，收藏者必须打醒十二分精神，否则很容易就上当。
　　卫晓峰也认为，少量的出土古釉支撑不了“大规模的商业化”，听起来就像拍卖市场上50年“茅台酒”一样。

无意中得到这批古釉，也曾经让卫晓峰一度“感到非常烦恼”。
　　尤其是在卫晓峰试烧出天青、月白等古釉色后，三天两头就有一些仿古师傅通过身边亲友的介绍找上门来，希望能够高价买一点原料回去研究。“别人愿意高价来买我的东西，我心里其实很明白他们想做什么。仿古本身并没有错，也可以理解成是当代艺人努力学习古人烧成方法的一种手段，但是，对于一些不请自来的陌生师傅，我们也很难去判断他们，到底是想用这些古釉来进行研究和学习，还是生产高仿成器来欺骗买家。”卫晓峰坦承，原料和配方是仿古行业必须首先攻克的两大难题，对于掌握了古陶瓷烧成工艺的艺人来说，若再得到一些传统的釉料，对于他们的高仿生意来说无疑是如虎添翼。“我不想助纣为虐。”

原矿成色难改用化工颜色剂配釉
　　事实上，中国陶瓷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在发展鼎盛期，窑口体系非常庞杂。除了汝窑、官窑、哥窑、定窑、钧窑、景德镇窑、耀州窑、磁州窑这“八大名窑”外，还有龙泉窑、建州窑、吉州窑、铜官窑、越窑、石湾窑等众多享誉国际的窑口。到了当代，以仿烧和复制上述古代窑口经典陶瓷工艺的匠人，依然有着一个数量庞大的人群。在北京潘家园、广州的荔湾和芳村，仿古瓷是最热销的品种。
　　古往今来，每一个窑口的兴起，都与当地的资源条件和环境有关。每一个瓷种的产生，都与当地特殊的胎土和釉料特征有着密切的联系。譬如神垕，其烧制钧瓷的胎料主要是本地和周边盛产的西寺土、罗王土地、皮沙石、黑毛土、青碱、北乡土，而釉料主要包括黄长石、白长石、红长石、本药、方解石、萤石、铜矿石等。
　　据卫晓峰介绍，早在宋代中国陶瓷生产已经进入鼎盛时期，那时的科技发展其实还很落后，并没有像今天这么先进的化学分析仪器。因而，用什么胎土来造型，以什么矿石来磨粉配釉，可以烧成什么样的颜色，当全属经验科学，必须靠匠人们不断去试错和总结。“传统的釉料加工，筛选、砸碎、研磨，整个过程都依靠手工来完成，甚至不允许用铁质工具。在烧成阶段，更是把所有命运交给了火和土。可见，要得到一件造型、色泽都很完美的瓷器，是非常困难的，有很多的偶然性。”
　　由于原矿釉料资源逐步枯竭，而用传统的工艺方法来实现古代经典瓷器的美学效果非常困难，一些匠人在利益驱使下，转而另辟蹊径，用所谓“科学的新工艺”来满足收藏者的高要求。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现代艺人在摸透了古人的配方后，逐步开始使用人工合成的化学原料来配釉，以加快烧成速度、提升成色效果。钧瓷专家雷勇也透露，到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科技的发展，山东、广东已经开始经销商直接供应色料，需要哪种釉色就供应哪种色料。“但是，在提高生产率的同时，这种合成色料，却已经失去传统钧窑瓷器使用矿物质原料所产生的窑变、乳光、玉质之美，退化为固定色釉的低档彩瓷境地，毫无传统钧瓷的美学意涵。”

　　近年来，受市场利益驱动，化工料、颜色剂等人工合成的胎土和配釉原材料大举入侵陶瓷业。有的匠人为了降低陶瓷的烧成温度、提升釉体成色效果和光泽度，不惜使用碳酸钡等有毒物质来作为陶瓷的成色原料，严重损害了行业的健康发展。
　　记者近期走访陶瓷市场，也经常发现售价低廉、用颜色剂烧成的瓷品。譬如在广州华林市场、广州茶博会，几十元的花釉杯子、一百元的天目油滴盏比比皆是。“商家摆售的低价天目盏，比博物馆的还漂亮。仿烧宋代那种曜变、兔毫和油滴纹路的天目，至今仍是业界公认的难题，现在却成了满大街都是的便宜货。你只要动动脑就知道怎么回事。”收藏家高鹏飞意味深长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