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陶瓷艺术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北宋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时期,也是传统制瓷工艺繁荣昌盛的时期。当时,制瓷业空前繁荣,大江南北名窑迭起。现今已发现的古代陶瓷遗址分布于全国170个县,其中北宋窑址的就有130个县,约占总数的75%。当时的窑厂各有特色,定窑、景德窑清秀,汝窑、耀州窑浑厚,官窑、哥窑典雅,钧窑绚丽,建窑淳朴,磁州窑、吉州窑具有民间风采,都是我国的艺术精品。其中,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更是宋代的“五大名窑”,流传至今的瓷器价值连城。
宋瓷: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品
2012年4月,香港苏富比春季拍卖中,北宋汝窑天青釉葵花形笔洗以2.786亿港元成交,激发了国内外藏家们对宋瓷的好奇和渴望。不少业内人士指出,宋瓷的艺术和市场价值不可估量。
中国的陶瓷艺术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北宋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时期,也是传统制瓷工艺繁荣昌盛的时期,宋瓷将追求自然风韵的审美发挥到了极致。当时,制瓷业空前繁荣,大江南北名窑迭起。现今已发现的古代陶瓷遗址分布于全国170个县,其中北宋窑址的就有130个县,约占总数的75%。宋瓷的秀美远近闻名,当时的窑厂各有特色。定窑、景德窑清秀,汝窑、耀州窑浑厚,官窑、哥窑典雅,钧窑绚丽,建窑淳朴,磁州窑、吉州窑具有民间风采,都是我国的艺术精品。其中,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更是宋代的“五大名窑”。
宋瓷之美,美在温厚、含蓄,强调内心的感受。宋瓷那种朴实无华而蕴含独特的气韵深深地吸引着世人。
“五大名窑”代表了中国单色釉瓷器的最高水平,是全球各大博物馆和收藏家梦寐以求的瑰宝,其市场价值不言而喻。从北宋流传至今,“五大名窑”传世瓷器极为稀少,主要藏于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集美博物馆等也有收藏,各大博物馆都以收藏“五大名窑”瓷器为荣。在业内有种说法:博物馆的等级以收藏“五大名窑”的数量和品质论英雄。
宋代瓷器在海外的收藏以日本、英国和美国居多,其中不乏相当数量的精品。日本对宋代瓷器的收藏,可以追溯到宋代日本派遣到中国的僧人对于建阳窑天目釉茶碗的迷恋。今天日本博物馆里和私人藏家手中的宋代瓷器数量,在中国之外可能是最多的,并且涵盖了众多窑口。日本博物馆尤其热衷于建阳窑、吉州窑、龙泉窑、耀州窑、定窑和磁州窑器的收藏。东京文化厅、静嘉堂文库美术馆、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收藏有上等的建阳窑和吉州窑茶碗,东京国立博物馆、出光美术馆、救世热海美术馆则有定窑藏品。
大都会博物馆目前陈列的宋代瓷器是2012年夏末重新整理、展出的中国陶瓷馆中的一部分。这个陶瓷馆占据了整个二楼的开放式回廊,展品涵盖了从汉代至清末的中国陶瓷,此前的陈列在过去30多年来一直没有变动过。以往的陈列品中以明清瓷器、中国出口瓷为主;重新整理过的展品中,虽然明清瓷器仍然占比很大,但宋代的瓷器增加了不少,在300多件展品中占据大约1/3的分量。陶瓷馆另外增设了一个当代部分,收藏当今世界陶瓷艺术家的作品,意在与中国古代陶瓷艺术进行比照,既突显中国陶瓷艺术在人类艺术史上无可替代的位置,又体现了陶瓷艺术在当今多元的世界文化中的延续性。
提到宋瓷,人们的第一印象就是存世极少、价格极高,所以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窑一件;钧窑十件,不如汝窑一片”之说,极言传世宋瓷之珍贵。以“五大名窑”为代表的宋瓷,历来是国际艺术品拍卖市场上最引人注目的藏项之一。
这其中,汝窑瓷器存世量最少。早在明清时期,民间即有“纵有家财万贯,不抵汝瓷一件”之说。时至今日,汝窑瓷器价格更是扶摇直上。不过,尽管价格不菲,在拍卖市场上能够流通的汝窑瓷器,甚至包括其他“五大名窑”瓷器都是凤毛麟角。乾隆皇帝很喜欢“五大名窑”的瓷器,但从乾隆那时起,“五大名窑”瓷器便极为少见。为此,乾隆到处收集。正因凤毛麟角,“五大名窑”瓷器成为拍场宠儿。1989年,香港苏富比拍卖了一只官窑洗,成交价为2200万港元。该官窑洗此前为日本藏家收藏,后被香港知名收藏家斥重金收入囊中。
说到宋瓷,就会让人想到与之谐音的宋词。宋瓷更像宋词中的婉约派,典雅委婉。宋瓷诸窑虽各有千秋、各领风骚,但均以单色釉的高度发展而著称,其色调之优雅,无与伦比。无论从比例、尺度、色泽,还是形状上反复推敲,宋瓷都能让人感觉到一种含蓄典雅的内在美。如果对其形状做任何一点改动似乎都会破坏它的美,这种精确的把握恰到好处,使它有一种精妙的柔婉之美。
宋瓷多为青色和白色。青瓷的色泽像翡翠,“巧如范金,精比琢玉”。白瓷的色泽像光洁的玉,“既质玉之质,复白雪之白”。宋瓷比明瓷、清瓷往往更受推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崇尚自然、含蓄、质朴的宋瓷,更重视瓷器本身的胚胎、形体、釉色,稍加雕琢,无论造型、釉色、纹饰都追求天然完美。宋瓷表面细腻华润、轻薄易碎,需要像对孩童般的呵护。与彩陶相比,虽少了几分色彩,但简简单单,给人留下更多想象的空间。它典雅静谧,犹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真正集前人之大成,又为后世之经典。
俄国作家契诃夫曾经说过,写小说“好与坏都不要叫出声来”,这是指语言文字自然淳朴,在平淡冷静的叙述下蕴含着作者敏锐而深邃的思考,使作品不知不觉拨动读者心弦。宋瓷也是如此,它不张扬、不虚华的个性使人联想到翩翩的君子,沉稳却不失个性;它的内敛又好似江南女子的风姿卓韵、典雅含蓄,让人难以忘怀。
诸多因素造就瓷器辉煌
宋代瓷业达到如此境界,绝非偶然。公元960年,北宋建立。由于受到唐末五代军事集团割据混战、政权频繁交替的影响,宋初实行了“抑武修文”政策,一方面努力削弱军人的权威,另一方面大力推行科举制度、促进文化的发展。“抑武”导致了军事的匮弱,每每发生战争,宋朝都无力抵抗;而“修文”导致文化的空前高涨,文人的地位得到提高,人们的读书热情激增,文化素质普遍提高。加上北宋的经济繁荣,为制作高水平的瓷器提供了物质保证。这样的社会氛围造就了宋瓷清新秀丽、典雅优美的艺术风格,成为宋代工艺美术中最为杰出的品种。
北宋的手工业有官营、民办和家庭副业等形式,其中以官营规模最大。北宋官府手工业专业分工之细为前代所未有。朝廷少府监所辖有绫锦院、内染院、文绣院、文思院,其中仅文思院即领有42种不同的作业班子,包括锦、绣、金、银、犀、象、珠、玉、金彩、绘素、装钿等工艺品种。官府作坊的工匠皆来自民间,其分工之细也反映了民间手工业的高度发展。人们所说“五大名窑”,足以代表宋代瓷器的技艺水平。此外,玉器的“巧作”技艺也始于宋代。宋人龙大渊著有《古玉图谱》一书,就是研究宋代玉器的书。始于唐而盛于宋的雕漆工艺,在宋代叫“剔红”。宋代剔红漆层厚、漆色艳、刀法精,图案花纹具有浮雕感,其艺术风格颇似耀州窑的刻花装饰。宋代盛行缂丝工艺,有许许多多擅长缂丝的能工巧匠。他们的作品形象逼真,除人物、花鸟外,还把书法家的作品表现在缂丝作品中。据古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考证:“定窑印花纹饰来源于缂丝,把库丝图案局部地移植到瓷器上,因此纹饰题材构图都比较成熟。”总而言之,宋代各种工艺美术的普遍发展,促进了瓷器艺术水平的不断提升。
其实,当今天的人们还在热议生活陶瓷艺术化和艺术陶瓷生活化时,殊不知,在宋代,瓷器并没有艺术瓷和生活瓷之分。在今天看来具有很高艺术性的宋瓷,在当时都是生活用瓷,并不是陈设用的艺术品。
宋瓷与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决定了其造型更加注重实用性。宋代各地瓷窑为了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瓷器,有碗、盘、碟、洗、盏、托、瓶、壶、罐、钵、尊、盆、渣斗、炉、枕等。工匠们利用粗细、横直、长短、弯曲不同的外部轮廓线,组合成不同形体。它们有的匀称秀美,有的轻盈俏丽,都从实用出发兼顾审美的要求。它们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时代样式,许多造型作为典范为后世追慕效仿。
北宋初年,南方的吴越向宋称臣,每年大量供奉越窑生产的秘色瓷。以金银装饰的瓷器,华贵富丽,宋朝君臣十分喜爱,使瓷器身价倍增,成为人们追求的时尚之物,这就刺激了各地窑业努力创制精品瓷器。上层社会的提倡,使各阶层的人都趋向使用瓷器,出现瓷器的大普及。茶肆酒楼以悬挂名人字画、陈设瓷器精品为时髦。而宋代“斗茶”之风盛行,所以对名贵瓷盏(如建窑的“兔毫盏”)竞相追求,各地瓷窑也竞相仿制、创新,以致新的釉色、新的造型、新的装饰手法、新的烧造工艺层出不穷,完全打破了唐代“南青北白”的单调局面,这就使得宋代瓷器生产取得了空前成就。宋代的瓷器一改唐代华贵富丽之风,向沉静素雅、蕴藉隽永的风格演变。其造型、釉色、装饰,给人们留下观赏不尽、回味无穷的感觉。
宋瓷的釉色出现了创新且丰富多彩的局面。这时,不仅改进了石灰釉的配方,还发明了可以使釉层浓厚的石灰碱釉。景德镇窑的影青瓷,汝窑的青瓷,龙泉窑的梅子青瓷,使瓷器真正达到了“如冰似玉”的境界。至于钧窑的乳光釉、哥窑的炒米黄色釉、定窑的紫釉、绿釉和红釉,建窑的乳浊黑釉等,使釉色使用空前丰富。
宋瓷的器型有大量创新。以瓶为例,当时出现了玉壶春瓶、梅瓶、花口瓶、葫芦瓶、双耳瓶、五孔瓶、瓜棱瓶、胆瓶、琮瓶等,让人目不暇接。
宋瓷的装饰手法远远超过唐代。除利用釉色来装饰外,还大量运用了印花、刻花、剔花、划花、画花、剪纸漏花等技术,使纹饰富于变化。
宋代无论南北方都出了很多窑场。经过激烈竞争,逐渐形成了以一些名窑为中心的“窑系”。陶瓷史家通常将宋代陶瓷窑大致概括为6个瓷窑系,它们分别是:北方地区的定窑系、耀州窑系、钧窑系和磁州窑系,南方地区的龙泉青瓷系和景德镇的青白瓷系。这些窑系一方面受其所在地区原材料的影响而具有特殊性,另一方面又受当时的政治理念、文化习俗、工艺水平制约而具有共同性。
宋朝瓷器从胎釉上看,宋北方窑系的瓷胎以灰色或浅灰色为主,釉色却各有千秋。例如钧窑釉,喻为海棠红、玫瑰紫,灿如晚霞,变化无穷如行云流水;汝窑釉含蓄莹润、积堆如凝脂;磁州窑烧出的则是油滴、鹧鸪斑、玳瑁等神奇的结晶釉。南方窑系的瓷胎则以白色或浅灰白色居多,景德镇窑的青白瓷色质如玉、碧如湖水;龙泉窑青瓷翠绿莹亮如梅子青青。哥窑的青瓷釉面开出断纹,如丝成网,美哉天成,是一种独特的缺陷美。定窑瓷,其图案工整、严谨清晰的印花让人叹为观止;耀州窑瓷,其犀利潇洒的刻花给人以流动的韵律美。追求釉色之美、追求釉质之美,宋人在制瓷工艺上达到了一个新的美学境界。
名窑传奇:“五大名窑”竞光辉
宋瓷窑场首推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五大名窑”。虽然,有人认为,把这五大窑定为宋代的“五大名窑”是不确切的,但这五大窑的确以自身的艺术特色和美感受到爱瓷者的推崇。当时,各地的民间窑场,如北方著名的磁州窑、南方的吉州窑、江西景德镇窑等各有佳作问世,都取得极大的艺术成就。这里的瓷器风格清新质朴,有的甚至可以与“五大名窑”的作品相媲美,颇受人们的喜爱。
汝窑是北宋后期宋徽宗年间建立的官窑,遗址在河南汝州境内,是北方第一个著名的青瓷窑,釉色有粉青、豆青、卵青、虾青等。据说,宋徽宗“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的苛刻要求,就是汝窑的巧匠实现的。可惜因为宋金战乱不息,汝窑前后兴盛不足20年,传世作品不足百件,所以弥足珍贵。
汝窑由于采用支钉支烧法,瓷器底部有细小的支钉痕迹留下。器物本身胎体较薄,胎泥极细密,呈香灰色。器形则多仿造古代青铜器式样,以洗、炉、尊、盘等为主,制作规整,造型庄重大方。
汝窑瓷器最为人们称道的是其釉色,润泽莹厚,有玉石般的质感,釉面有很细的开片。后人评价“其色卵白,如堆脂,然汁中榨眼隐若蟹爪,底有芝麻细小挣针”。可见汝窑烧制的青瓷确有独特魅力,被人们推举为五窑之首。
官窑是宋徽宗在京师汴梁建造的,窑址至今没有发现。北宋官窑也称汴京官窑。相传北宋大观、政和年间,在汴京附近设立窑场,专烧宫廷用瓷器,即北宋官窑。南宋顾文荐《负睻杂录》记载:“宋宣政间(宣和、政和即公元1111年——1125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南宋叶寘在其《垣斋笔衡》中对北宋官窑亦有记载:“政和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官窑以烧制青釉瓷器著称于世,主要器型有瓶、尊、洗、盘、碗,也有仿周、汉时期青铜器的鼎、炉、觚、彝等式样,器物造型往往带有雍容典雅的宫廷风格。
其烧瓷原料的选用和釉色的调配甚为讲究,釉色以月色、粉青、大绿三种颜色最为流行。官瓷胎体较厚,天青色釉略带粉红颜色,釉面开大纹片。这是因胎、釉受热后膨胀系数不同产生的。这是北宋官窑瓷器的典型特征。
北宋官窑瓷器传世很少,十分珍稀名贵。宋代官窑瓷器不仅重视质地,且追求瓷器的釉色之美。其厚釉的素瓷很少施以纹饰,主要以釉色为装饰,常见天青、粉青、米黄、油灰等色泽。釉层普遍肥厚,釉面多有开片,这种开片与同期的哥窑有很大不同,一般来说,官窑釉厚者开大块冰裂纹,釉较薄者开小片,哥窑则以细碎的鱼子纹最为见长。
哥窑的确切窑场至今还没有发现,起源来历只有从历史传说中得出的模糊信息。传说宋朝时,在浙江龙泉有两个烧瓷器的兄弟,哥哥叫章生一,弟弟叫章生二,两兄弟在两浙路处州、龙泉县各建一窑。不过,哥哥的技术要比弟弟的好,于是弟弟便生嫉妒之心,偷偷往哥哥的釉料里加了很多草木灰,结果哥哥烧出来的瓷器带着各式各样的裂痕,像冰裂,像鱼仔纹,却另有一番天然情趣,在市场上很受欢迎,也被推到极高的地位,这就是哥窑。其实弟弟烧的瓷器也不差,是历史上著名的龙泉窑。两者各有千秋,是陶瓷史上的两座高峰。据《浙江通志》等记载:“有弟兄两人,主琉田窑造青器,精美盖绝当世。”
哥窑的主要特征是釉面有大大小小不规则的开裂纹片,俗称“开片”或“文武片”。细小如鱼子的叫“鱼子纹”,开片呈弧形的叫“蟹爪纹”,开片大小相同的叫“百圾碎”。小纹片的纹理呈金黄色,大纹片的纹理呈铁黑色,故有“金丝铁线”之说。其中,仿北宋官窑的瓷器为黑胎,也具有“紫口铁足”。其胎色有黑、深灰、浅灰及土黄多种,其釉均为失透的乳浊釉,釉色以灰青为主。
常见器物有炉、瓶、碗、盘、洗等,均质地优良,做工精细,全为宫廷用瓷的式样,与民窑瓷器大相径庭。传世哥窑瓷器多见于宋墓出土,其窑址也未发现,故研究者普遍认为传世哥窑属于宋代官办瓷窑。也有专家认为传世的宫藏哥窑瓷实际上是南宋时修内司官窑烧制的。
钧窑,即钧台窑,是在柴窑和鲁山花瓷的基础上综合而成的一种独特风格,受道家思想影响深刻,在宋徽宗时期达到高峰,其工艺技术发挥到极致。无论是成色和各种纹理的表现,做到“窑变”可随心所欲控制,后世至今无人能仿造。
钧瓷分两次烧成,第一次素烧,出窑后施釉彩再烧。钧瓷的釉色为一绝,千变万化,红、蓝、青、白、紫交相融汇,灿若云霞,宋代诗人曾以“烟光凌空星满天,夕阳紫翠忽成岚”赞美之。之所以会这样美丽,是因为在烧制过程中,配料掺入铜的气化物产生的艺术效果,此为中国制瓷史上的一大发明。因钧瓷釉层厚,在烧制过程中,釉料自然流淌以填补裂纹,出窑后形成有规则的流动线条,非常类似蚯蚓在泥土中爬行的痕迹,故称之为“蚯蚓走泥纹”。钧窑瓷主要供北宋末年“花石纲”之需,以花盆最为出色。
定窑是“五大名窑”中唯一确定的民窑。定窑以烧白瓷为主,瓷质细腻,质薄有光,釉色润泽如玉。定窑除烧白釉外还兼烧黑釉、绿釉和酱釉。造型以盘、碗最多,其次是梅瓶、枕、盒等。常见在器底刻“奉华”“聚秀”“慈福”“官”等字。盘、碗因覆烧,有芒口及因釉下垂而形成泪痕之特点。花纹千姿百态,有用刀刻成的划花,用针剔成的绣花,特技制成的“竹丝刷纹”“泪痕纹”等。出土的定窑瓷片中,发现刻有“官”“尚食局”等字样,这说明定窑的一部分产品是为官府和宫廷烧制的。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领导人亲自下令恢复宋瓷的生产,汝窑和钧窑都是重点恢复对象。但是,经过一番努力,汝窑和钧窑的恢复都没能成功,只有少量成品,堪称国宝。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计算机技术普及以后,钧窑和汝窑都得到了充分的再现,但是现代的仿品,无论是高级仿品还是国礼级别的礼品,和宋代的瓷器相比,仍然有一定的差距。
风格迥异的官窑和民窑
宋瓷有官窑、民窑之分,又有南北地域之分。官窑即国家政府办的窑,为皇宫、王室生产专用瓷;民窑即民间办的窑,生产民间用瓷。官窑还包括御窑,比如宋徽宗就开办了御窑厂。北宋灭亡后,宋皇室南移到临安(今杭州)后,在凤凰山下也设立官窑。
北宋以前,官方贡器与民间用具只有粗细之别,并无文野之分,至北宋则发生了明显转变——一个朝着清雅、华贵的方向发展,一个朝着粗犷、豪放的道路前进,彼此形成截然不同的风格。以宋代“五大名窑”为例,早期它们都是烧造民间用瓷的普通窑场,但是自从为皇室烧造贡瓷之后,便脱颖而出,其工艺之精湛令各地民窑望尘莫及。其中,钧瓷的生产最具代表性,当初它仅是河南地区一座烧造民间用瓷的普通窑场,后来被宋徽宗看中,下令在河南禹州一带建立官窑窑场,并调集民间窑业的优秀工匠,专门为宫廷烧造此种釉色的产品。
官窑严格按照宫廷要求进行生产,在工艺上不惜工本、精益求精,可谓“千中选十,百中选一”。即便是成品后还要再行挑选,产品属于非商品性质,并严禁民间使用。其生产技术严格保密,工艺精美绝伦,传世瓷器多是稀世珍品。民窑生产则与之相反,它不受任何束缚,工匠来自民间,生产者要考虑成本,看重的是实用价值,工料就不如官窑那么讲究,生产随心所欲,产品均供应大众的日常生活所需。这些瓷器虽不免粗糙,但也是情趣别样的艺术品。纵览两宋瓷坛,民窑异彩纷呈,与官窑交相辉映、蔚为奇观。
其实,北宋瓷器的发展,还跟一个人有关,他就是宋徽宗。“五大名窑”有三个都是他开辟的。
宋徽宗热爱艺术,热爱美。他热衷于色彩,更热衷于自然的意境。对于当时宫廷内比较常见的定窑、柴窑的瓷器,宋徽宗非常不满。于是,他开始广泛搜集天下宝物和各种技术,并在首都东京开辟了官窑。后来,宋徽宗看到汝州烧造的进贡瓷器后很是高兴,就在宫廷内开辟了一处窑口。在原产地的瓷器,叫做汝窑,在宫廷内的这个窑口则叫做汝官窑,也有学者认为,汝官窑就是官窑。
钧窑有官钧窑、民钧窑之分。官钧窑是宋徽宗年间继汝窑之后建立的又一座官窑。钧窑广泛分布于河南禹县(时称钧州),故名钧窑,以县城内的八卦洞窑和钧台窑最有名,烧制各种皇室用瓷。当时,禹州有一种彩瓷,颜色艳丽,而且上有“窑变”形成的火焰纹,入窑时,器物都是一个颜色,出来以后则万紫千红,绝没有一件重复的。宋徽宗听了甚是满意,又在宫内模仿禹州彩瓷,修建了官烧钧窑。后来的“黄金万两不及钧瓷一件”的说法,说的就是这个宫廷的钧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