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的三大动力源
冯天瑜
“丝绸之路”是人类经济文化交流史上规模空前宏伟、持续时间最久远的大动脉。它反映出中华先民虽眷恋故土，但一旦获得推动力量，便激发出域外探险的志向和英勇无畏的远行精神。中华先民探幽致远的力量，包括军事外交的“凿空西域”、商业诉求、传道弘法。
消弭军事威胁，谋求和平
自西汉开始，中原人便把玉门关（今甘肃敦煌西）、阳关（今敦煌西南）以西的地带统称“西域”。凿空西域，即打破中国西北方向的障壁，开通到达西域的孔道。逾越长达万里的艰险绝域，须有强大的社会力量驱动。反观悠悠古史，由中原到中亚、西亚陆路的凿通，得力于军事外交的驱动。
祈望四海一家，化被天下，是中国人早在先秦即已形成的一种诉求。而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形成“御胡”与“拓疆”战略，至汉武帝时，“勤远略”得以大规模实施，汉民族的活动空间从黄河—长江流域扩展到中亚广袤的草原、沙漠和雪山之间。
鉴于汉朝前期匈奴屡屡入犯塞内，对黄河中游农耕区造成破坏，甚至出现势逼长安的危局，汉武帝即位便用王恢计，诱匈奴入马邑，欲一举歼灭，却功败垂成。以后，武帝任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多次出塞，大破胡骑，奠定对匈奴的军事优势。宣帝时又“大发十五万骑，五将军分道出”，与乌孙夹击匈奴于天山之北。此后，匈奴统治集团内部攻杀、分裂，南匈奴臣属汉朝。东汉时，汉匈战端再起，车骑将军窦宪率汉军大破北匈奴，追至燕然山，匈奴西迁，长达300年的汉匈战争告终，中原农耕文明得到一段安宁。汉朝的文明光辉，与西方的罗马文明相映照，使东亚文明与中亚、西亚、欧洲文明出现陆路交会的可能，这不仅在中华开放史，而且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都具有空前的意义。
商业诉求是西北通路开辟的又一动因
然若深论之，这条中西通道的开辟，商业之力更在军事外交的先头。
早在张骞西行之前千百年，沿河西走廊、天山南北路的贸易通道早已存在，中原丝织品西传甚早，先秦典籍《穆天子传》载，周穆王赠西王母“锦组百纯”，“锦组”即带花纹的丝织品，此为丝绸西传的最早记述。公元前4世纪的印度著作中就有关于中国丝的记载；公元前3世纪，希腊、罗马称中国西部为“赛里斯国”，即“丝国”，可见其时中国丝绸已沿着中亚、西亚陆路运至印度、欧洲。不过，西汉以前从中原到西域一线，只有断续、零星的民间商贸活动，自西汉开始则进为持续、成规模的官民并行的物资人员交流。
隋唐之际，西北商道进一步繁荣。唐代经营西域，规模超过汉代，在伊州、西州、庭州设立州县；在碎叶、龟兹、疏勒、于阗设立四镇，丝绸之路更形畅达，中原人西行者愈多。唐代西行最远者，不是朝廷使节，而是对大食（阿拉伯）作战被俘的杜环。杜环是史学大家、《通典》作者杜佑的族人。杜环于唐天宝十年随西安节度使高仙芝与大食战于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军败，被俘往亚俱罗（今伊拉克巴格达南库法），行迹达波斯、苫国（叙利亚），于宝应元年附商船回广州，作《经行记》，书佚，杜佑《通典》卷一九三《边防典》摘引数段，其关于西亚各国社会生活、伊斯兰教信仰的记述真实可信，如言及大食，“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无问贵贱。一日五时礼天。食肉作斋，以杀生为功德……又有礼堂容数万人。每七日，王出礼拜，登高坐为众说法”。文中还录下唐朝被俘流落大食的金银匠、画匠、绫绢织工、造纸匠的姓名，是中国工艺西传的直接记载，尤其难能可贵。
艰险而悲壮的丝绸之路上的一支异军
宗教作为人们对“终极关怀”不倦追求的产物，往往使信徒产生一种排除万难的精神力量，勇于孤行独往、百折不回地求经、传道，从而成为艰险而悲壮的丝绸之路上的一支异军。如东晋僧人法显“慨律藏残缺”，“至天竺寻求戒律”，其行迹的遥远连“汉之张骞、甘英皆不至”。略言之，有以下几类宗教信徒往还于丝路。
一是外域佛徒沿丝路来华传教。原籍天竺（印度），生于龟兹国（今新疆库车）的佛教高僧鸠摩罗什，沿丝绸之路长途跋涉至长安传经，与真谛、玄奘并称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南天竺人菩提达摩从南印度沿海上丝绸之路，航行至广州，北上洛阳，后住嵩山少林寺，创立禅宗。鸠摩罗什和菩提达摩是外域佛徒沿丝路来华传法的两位著名代表。二是中土佛徒西天取经。中国佛教徒不满足于域外带来的佛学经典，而亲往印度求经的不在少数，卓越者前有东晋法显，后有唐代玄奘。三是中土佛徒异域传道。如果说法显和玄奘的主要功绩是“西方求法”，那么鉴真则是“异域传道”的卓越典范。这些高僧凭着顽强意志和超常毅力，历尽艰难险阻，方完成文化传入或文化传出的伟业，确乎是人类交流史上的奇葩，令人景仰。
丝绸之路不仅是历史的遗迹，它从苍茫的古史走来，正延展为活生生的现代交通大动脉，联系着亚欧大陆东西两端诸文明。
（冯天瑜,作者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宋朝的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期
赵匡胤与海上丝绸之路
吕文利
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随着指南针发明、航海术发展，宋朝的海上丝绸之路也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期，海上贸易量居世界前列，是当时最重要的海洋国家之一。要造就这样一个经济强国，除了得有马背上一统天下的魄力，更要具备除旧布新的精神。而宋太祖赵匡胤，就是这两种能力最好的诠释者。
大宋初建时，领土大概只有今天的河南、山东全部，陕西、江苏、湖北大部，山西、甘肃各一小部。经过赵匡胤南征北战，到976年，宋朝已将南方大体平定，为日后东南沿海的发展、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创造了稳定的环境。
除了平定南方，一统中原，赵匡胤在发展经济、促进海外贸易上也颇有建树。据说他刚登基不久，就有三佛齐国来朝贡。三佛齐国是东南亚的一个岛国，位于现在苏门答腊岛一带，唐代时就通过海路遣使向中原朝贡。来宋朝的三佛齐国使者所呈的贡物里有通天犀，是一种珍贵的犀牛角，上面有类似龙形的图案，“龙形腾上而尾少白”，左边有一个字形，定睛一看是“宋”字。而当时三佛齐国并不知道新王朝国号为“宋”，赵匡胤认为这是天意，遂大喜，就用这个犀牛角做成了玉带，每逢郊庙之祭必系之。此后，宋朝与海外各国和地区的交流日益加深。
971年，宋军攻灭南汉后，赵匡胤就在广州设市舶司，这是宋朝设置的第一个市舶司，相当于现在的海关。市舶司主要负责收税，包括船舶往来，贸易交流之事，是宋王朝拓展海上丝绸之路和海洋贸易的重要窗口。
当时在市舶司贸易的商品，中国方面主要是丝绸和瓷器，外国商品主要有象牙、犀牛角、香料等，其中香料以乳香为最大宗。乳香是乳香树分泌的树脂，可用来制造香，寺庙和百姓需求最大，也可入中药，治疗耳聋、中风以及“妇人血气”等，主要产于大食（现中东一带）、印度、波斯等地。这些地区的土人用斧头砍伤树皮，使树脂流出，凝结成块，之后用大象运送至海边，再由大食商人装船运送到三佛齐国进行贸易，最后由三佛齐国等东南亚商人运送至宋王朝的沿海口岸。这条线路也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海上丝绸之路支线。
宋代皇帝一直注重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发。在宋朝，与中国通商的国家和地区有50多个，根据现代考古发现，在南亚、东南亚、欧洲和非洲都有宋代瓷器的出现。因此，人们又把当时的海上贸易线路称为“海上陶瓷之路”。
要想打造海洋大国，光开设“海关”是远远不够的。赵匡胤还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他大力推行偃武修文政策，使知识分子的地位迅速提升；同时，他鼓励科技发明和创造，亲力亲为给天下作榜样。史书记载他非常关心造船事务，还亲自到造船的地方观看，查看炮车，观看水战，表明他很重视科技事务。
正是因为有皇帝对科学技术的高度重视，才使宋朝诞生了像把指南针应用于航海这样伟大的技术革新，这对当时的航海技术而言是一种飞跃式的进步。指南针应用于航海的技术发明不久就在丝绸之路上传播开来，造福于往来商旅，尤其是对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水手们帮助极大。也正是在航海上的广泛应用，使指南针得到一次次改进，并促进了西方新航路的开辟，进而成为西方地理大发现的条件之一。
宋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四面环敌的朝代。在赵匡胤统治时期，北方有辽等强大政权，通陆路去往中亚的丝绸之路被阻隔，因此他着力发展海上丝绸之路，重视文化科教，使航海术和造船术迅速发展，使国家经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正因如此，宋代虽然始终危机四伏，却书写出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灿烂的一页。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副研究员）
粟特人：丝绸之路上贸易担当者
荣新江
粟特（Sogdiana）是中国古书中记载的西域古国之一，亦为民族名称，活动范围在今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尚河流域。在两河流域，分布着大大小小若干绿洲，以撒马尔罕和布哈拉最大，粟特人建立了康、安等一系列小国。一说他们的先民原居祁连山下昭武城（即今甘肃张掖），后为匈奴人所破，被迫西迁至中亚，故称“昭武九姓”。
粟特人基本上活跃于中古汉唐时期，也是丝绸之路最发达的时期。
粟特人是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担当者，他们从小就跟着父母做生意，只要有利，再远的地方都要跑去做生意。中亚的阿姆河和锡尔河正是丝绸之路上东西南北的通道，是文明的十字路口，或者商业的十字路口。向南是印度，向北是游牧的匈奴、柔然、突厥这些王国，往东到中国，向西就是波斯、罗马。所以粟特何国有一个门楼，东面画中华皇帝，北面画突厥可汗，南面画印度的国王，西面画拂菻（东罗马）王。他们的民族性也是这样，四海为家，是一个世界民族。比如安禄山、史思明这些人到了中国就变成中国人，粟特人到了突厥便是突厥人，到了北方的契丹便是契丹人，到印度可能就是印度人。
有意思的是，一直在粟特地区做考古的法国中亚考古学家葛乐耐（F.Grenet）教授，多年在粟特本土没有见过一张商人像。因为粟特人不表现自己为商人，玄奘说，粟特人本来是商人，很有钱，但是平常穿得很一般。玄奘西行一路上就是搭着粟特商队走的，特别是他回程的时候，还被粟特商人选为商团的萨保，就是大商主（商队首领）。
在中国发现的粟特首领墓葬里，几乎都有商队的场面。北周凉州萨保史君墓石椁上有一幅线描图，最典型的有两个画面，上面是他们打猎，因为他们在路上必须要打猎来补给，另外弄一些商品。下面是一个商队，因为画面很小，不可能画那么多，便用三四个人来表现商队的构成。其实商队一般都要两三百人一起走的，我们在佛经里面知道五百商人遇盗图，虽然500个商人也是多数，但是必须成群结队。近代那些探险队往外运古物的时候，仍然是结成很大的队伍过帕米尔高原的那些山口，否则的话就会被强盗干掉。
在敦煌壁画里面就有“胡商遇盗图”，在《观世音经》里面说遇到各种灾难要念观世音名号，其中有一个就是胡商在山林里面遇到强盗怎么办？就念观世音，中间就是抄自《观世音经》的榜题。几个胡商样子的人，前面那个年岁大的人就是萨保。佛经是印度的故事，但从龟兹一直到敦煌，所有的画家在墙壁上画的商人没有一个印度模样的人，因为他们没见过印度的商人。印度跟中国的贸易都是粟特人承担的，所以画出来的样子都是粟特人。
粟特人作为丝绸之路上贸易交往的担当者，导致唐朝辉煌文化中有相当大的因素是来自粟特的背景。比如说音乐、舞蹈，如果没有粟特人，我们现在的舞蹈就会像兵马俑一样呆板。粟特人到了中国之后，舞蹈全部转变了，九部乐主体上都变成了西方的音乐，变成了康国乐、安国乐、印度乐。粟特人将西方音乐舞蹈带来中国，所以安伽、史君这些人的墓葬图像里，看到大量的都是音乐舞蹈的画面。这些墓葬出土了之后，中国的音乐史、乐器史、舞蹈史恐怕都要重写。（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本版供图 古然
史籍中的丝路故事
古代历史上，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的一些亚洲国家之间，流传着一些经济文化交流的史事，这里辑录如下：
●唐文宗保护阿拉伯商人利益
唐文宗时，有个原籍呼罗珊（中亚历史上的一个地区，大致包括今伊朗东北部、阿富汗和土库曼斯坦大部、塔吉克斯坦全部、乌兹别克斯坦东半部和吉尔吉斯斯坦小部分地区）的商人，从伊拉克买了大批货物到中国来卖。一次，唐文宗派出选购蕃货的宦官与这位商人在货物交易时发生争执，宦官把好的货物强行拿走。这位商人赶到长安告御状，唐文宗接见了他，听取了他的申诉，并下令彻查此事。得知商人上告有理，唐文宗没收了宦官的财产并对他说“不可欺侮外商”。唐文宗还革去了宦官管理宝物的职务，命他去看守皇陵。商人胜诉的消息很快传遍各大城市，对招揽外商产生了积极影响。
唐文宗亲自过问外商的贸易纠纷问题，并秉公处理，反映出中国自古以来就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外商合法权益。
●隋炀帝举办“万国博览会”
公元609年，为了进一步拓展丝绸之路，打破与西域的贸易壁垒，隋炀帝西巡至张掖（甘肃省），召开了“万国博览会”。西域27国君主、使臣受邀前来，当地十几万民众身着盛装，夹道欢迎，绵延数十里。为款待宾客，隋炀帝令人组织文物展，并举办宴会，演出来自印度、新疆、朝鲜等地的音乐和舞蹈。各国商人也闻风而动，赶来开展大规模的贸易活动，来往道路上可谓车水马龙。这次经济文化交流活动历时六天，形式之新、规模之大、规格之高、人数之多，堪称史无前例。展览会过后，许多西域宾客、使节和商人还跟着隋炀帝返回洛阳。隋炀帝在洛阳端门外辟出一块场地，演出来自全国各地的杂技和舞蹈，声扬数十里，彻夜不休。他还让洛阳商人装点市容，沿街设帐，摆放酒食，邀请西域商人入座，醉饱出门，不收分文。
公元七世纪的“万国博览会”，促进了中国和中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也体现出中国古代王朝对发展对外贸易的重视。
●“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前往求之”
伊斯兰“圣训”中有一句话，“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前往求之”。这句话在阿拉伯世界乃至西方诸国，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为了贯彻这一宗旨，唐武德年间（618—626年），先知穆罕默德门下四位大贤来唐传教并学习中国的先进知识。大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三贤、四贤去世后，葬于泉州一座山上。相传，三贤、四贤下葬后，这座山夜夜都有灵光发出，百姓认为这是两位贤者显灵，就将该山称为灵山，他们的墓称为圣墓，即西方圣人之墓。灵山圣墓深得伊斯兰教徒尊崇，一旦遭遇艰难，人们就会来祭拜祈福，希望得到平安指引。郑和第五次下西洋之前，特地来到灵山拜谒圣墓。灵山圣墓是我国现存最古老、最完好的伊斯兰教圣迹，与麦地那的穆罕默德圣墓、纳贾夫的阿里圣墓齐名，被誉为“世界伊斯兰教的第三圣墓”。
大量伊斯兰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交流、学习、传教，互通有无，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唐朝安居乐业的波斯人
公元6世纪起，许多波斯（今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一带）人由于战火侵扰迁入中国，得到了唐朝政府的善待。苏谅是唐懿宗咸通年间定居首都长安（今陕西西安）的波斯人，和他的妻子都是祆教徒（祆教：古波斯国教）。他加入了中国军队，后来成为唐朝禁卫军的一名武官，担负保卫京师的重任。苏谅家族数代人都在军中任职。他们的墓志都是以汉文和古波斯文撰刻。李素则是在唐朝做官的波斯人，景教徒（景教：基督教的一支，唐朝传入中国时译作景教），曾在司天台（天文机构）任职，主持翻译过很多天文学经典。他有六个儿子，都在长安工作，有的甚至成为负责祭祀、礼仪的官员。在长安，居住着很多像苏谅和李素这样的外国人，比如也在军中任职的景教徒米继芬及其子孙等。他们不仅能够从事各种职业，建功立业，还可以继续使用本国文字、历法，信仰原有宗教并建立寺庙，因此唐朝长安地区设有祆教祠、景教寺庙与摩尼教寺庙（摩尼教：古波斯教派）。
苏谅和李素是当时生活在唐朝的普通外国人的缩影，他们不仅成功融入了汉文化，而且原有宗教、习俗、语言终身受到尊重和保护，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并举、兼收并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