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件明正德年间的青花烛台。烛台很复杂，由四部分组成，最上端为蜡烛插口，外壁绘如意云头纹；其下为烛台细长支柱，中部绘圆形开光，开光内书写阿拉伯文，上下分别绘勾莲花枝纹及菱形纹。再下为承托圆盘，也绘如意云头纹；最下端为喇叭形台座，也绘圆形开光，开光内书写阿拉伯文，开光上下分别绘勾莲花枝纹及菱形纹。烛台上的阿拉伯文与传统纹饰，表现出阿拉伯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交融。

　　和这件烛台同时展出的还有一件明正德的青花圆盖盒。盒外饰有8个圆形开光，内书阿拉伯文字，汉译为“实属美品，它的精美工艺在信仰中生辉”。器底书“大明正德年制”。明正德瓷器上的阿拉伯、波斯文字多被书写在菱形或正方形或者圆形开光体构图内部，以使所书写的伊斯兰教教义醒目突出。

　　故宫博物院举办的“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与院藏传世瓷器对比展”是一个系列展，侧重于将明清不同时期的故宫标准瓷器与景德镇出土的同一时期的瓷器残片进行精细对比，使观者可以有更为直观的收获。正在举办的恰恰是弘治、正德朝的瓷器对比。

　　明正德（1506—1521年）时期，处于15世纪与16世纪之交，是明代社会、文化变迁的分水岭，即明代社会开始由之前的保守、沉闷逐渐走向革新、活跃，这决定了正德朝也是明代景德镇御窑瓷器发展史上一个承上启下的转折点。这个转折，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是青花瓷器，已成正德朝御窑瓷器中的大宗产品，所用青料有所改变。二是在器型上，逐渐摆脱了成化、弘治朝御窑瓷器胎体轻薄、造型较少、装饰疏朗等特点，而变得器物胎体趋于厚重、造型逐渐增多、装饰偏向繁缛等。比如正德朝御窑瓷器品种多达20多个，少于成化朝，但多于弘治朝，其中尤以孔雀绿釉青花、素三彩、孔雀绿釉瓷等取得的成就最高、最受人注目。在造型上，正德朝也比成化、弘治朝御窑青花瓷器丰富得多，因社会需求烧造的书房、客厅用器和寺庙供用的瓷器明显增多，比如烛台、笔架、插屏，也有绣墩、渣斗、叠盒等。

　　而更值得深思的是，正德时的青花瓷为什么会有特殊的阿拉伯文与波斯文的装饰？这些装饰背后又有着怎样深远的文化联想？

　　青花瓷的出现是中国瓷器生产传统的重大转变。宋代以来的丝绸之路上，商人从伊斯兰地区的心脏地带，将钴蓝色料运到中国，这就是著名的“苏麻离青”。元代末期的工匠开始用它绘饰瓷器，这让中国境内与国际市场，引发了一场意义深远的艺术变革。新瓷器风格的创造与成功，表明了中国与西亚长距离的文化交流进入了新的时代，人类已知的“寰宇”结合成一个世界性的体系。虽然元青花瓷已经能够批量生产，但明代才将青花瓷确定为宫廷用瓷，并指定景德镇御窑厂专门烧造。青花瓷艺术在明代发展成熟，也在同一时期成为出口贸易瓷的大宗，在海外开疆拓土，影响深远。其中明永宣青花以其异域风格的造型、浓重明艳的呈色、超凡脱俗的纹饰，被后人赞誉为“发旷古之未有，开一代之奇葩”。中国陶匠为伊斯兰客户制作青花瓷，西南亚陶匠仿制中国的青花瓷。两大文化传统万里相逢，彼此激荡，到了正德年间水乳交融。

　　明代瓷器以阿拉伯文、波斯文为饰始见于永乐青花，但直到正德时期，才将大段《古兰经》箴言、圣训格言等字句，题写在器物上，具有宣扬宗教的意味。这反映了当时伊斯兰教的社会影响， 当然也与明武宗朱厚照尊崇“清真”习俗有关。这类青花瓷器造型不同于明永宣时期仿伊斯兰造型瓷器，具有典型的中原器物风格。瓷器上大多书写“大明正德年制”官窑年款，属官窑器物。而永宣时期御器厂生产的饰有伊斯兰纹样的器物，虽为官窑生产，但器物上均无本朝年款。

　　明朝是伊斯兰教在中国迅速发展的时期，也是回族在我国最终形成的时期。明政府对伊斯兰文化的积极态度，郑和下西洋与伊斯兰世界的广泛联系，使得双方文化交流达到了空前盛况。从这个角度看，明瓷中伊斯兰因素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自唐至明数百年间中国与伊斯兰世界文化交流的结晶。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正德时期饰有阿拉伯文波斯文的瓷器有20余件，国外博物馆亦有类似的收藏。而以八思巴文署四字年款（意为“至正年制”）则为明代各朝御窑瓷器上所独见。这些独有的文化符号，一直是学者热衷讨论的学术课题。

　　正如英国著名古陶瓷学者哈里·加纳所说，“中国陶瓷史表明， 在特定时期里处于支配地位的宗教能对瓷器生产施加影响。”青花瓷代表了明代瓷器制作的最高水平。白地蓝花的装饰效果寓意纯洁、高尚、凝重，非常适合穆斯林的审美需求。透物见人，透物见史，也许就是观者最大的乐趣和享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