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立在进行窑址找寻工作。

葫芦瓶

玉兰花瓶

    百合瓶

 盘口瓶——均为朱文立创作
 
 

　　朱文立四十余年陶瓷艺术人生，与中国陶瓷发展史上柴、汝、官三大名窑的“历史之谜”联系在一起，与生他育他成就他的汝州这块神奇而富有魅力的土地联系在一起，与他似乎与生俱来的文化使命感、责任感联系在一起。他就是中国陶瓷艺术界艾青所歌咏的那只小鸟：竭力“用嘶哑的喉咙歌唱”，即使“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他不断书写着中国陶瓷史和陶瓷艺术的传奇，不愧是中华“神瓷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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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年，29岁的朱文立从部队复员后，被安排到汝州市汝瓷二厂当临时工。朱文立高中毕业，当时算有一定学历，且对化学很有兴趣，因此被厂里安排到试验组进行临汝瓷豆绿釉的研究与开发。人如其名，朱文立似乎注定“以文立身”。他没有满足于豆绿釉研制工艺本身，而是像一位专家，精心研究、记录，将临汝瓷豆绿釉的研制过程写成了论文《汝瓷豆绿釉》发表在1980年的《瓷器》杂志上，得到当时国家轻工部科学研究院教授李国桢的重视，李国桢通过写信指导朱文立的研究，这时朱文立才知道自己研究的豆绿釉是临汝瓷，而不是汝瓷。由于朱文立在开发豆绿釉中的贡献，汝瓷二厂任命他为厂里“临汝窑天蓝釉”试制组组长。

　　为到远离市区的山里寻找原料，朱文立骑坏了4辆自行车，背坏了5个帆布包，磨烂了几十双妻子为他做的千层底鞋。他曾盛夏中暑，昏倒在山沟里；也曾因为“未经单位批准”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旷工”而被汝瓷二厂开除，但这些都没有影响他。1982年4月，第一届古陶瓷学术讨论会在河南巩县（今巩义市）召开，朱文立是120名与会代表中最年轻的。大会破例让他宣读了两篇论文《汝瓷豆绿釉》和《汝瓷遗址踏勘》。

　　1984年，当时的国家轻工部、河南省科委下达了以省轻工研究所为龙头，以汝瓷一厂为基地的汝瓷“天青釉”联合攻关小组，朱文立参加了这一攻关小组。

　　朱文立认为，最笨的办法就是最有用的办法。他对汝州地区所有陶瓷原料一一加以分析，对几种主要陶瓷原料，如风穴土、唐沟土、焦宝石、黄长石、红石头、黑石头和斑化石等，进行化学成分和X射线衍射分析。对比冯先铭1977年采集的汝窑瓷片，考察了临汝窑各个窑址，采集了数十种原料进行化验，选出有用的原料进行调配。但是，连续两年的试验都失败了，科技攻关小组被迫解散，朱文立陷入深深的痛苦、困惑之中，常常彻夜不眠。

　　伟大的发现似乎都具有偶然性。就在朱文立痛苦至极的时候，清华大学杨根教授给朱文立寄来一本《历代名窑资料汇编》。这是一份手刻印本，其中提到“柴瓷”的传说引起了朱文立的注意：

　　 柴世宗继位以后，传旨要烧新瓷，此时正好雨过天晴，天边显示出一种非常神秘的青蓝色。于是，柴世宗向制瓷官下了一道圣旨：“雨过天晴云破出，者（这）般颜色做将来。”结果接连两任瓷器官都没烧出这种“天青色”，均被斩首。到第三任瓷器官接任后，连烧两窑，也未成功，回家后闷闷不乐。他的女儿当时七岁，问其原因，瓷器官说，我已烧两窑未成，再烧不好就要被斩首了。女儿问：“有何法可烧成？”答：“民间传说有活人入窑即可。但我作为瓷器官，怎忍心害百姓。”其女暗记心中，等烧第三窑时，趁父不备，跳入窑中。顿时，窑器崩裂，光怪陆离，片瓦值千金。

　　 这一悲惨的故事震撼了朱文立，也提醒了朱文立。在皇权社会里，皇帝的私欲就是“圣意”，有斩首的制瓷官，就没有被逼跳炉或祭窑的制瓷官吗？汝瓷天青釉失传800年，也被后人仿制了800年，如果没有特别的成分，天青釉肯定早就破解了。人跳到窑里只有骨头能留下来，而骨头的成分主要是磷和钙。那么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有了这两种元素，汝瓷才别具一格地烧出了天青色呢？于是朱文立在配方里加进猪骨和羊骨进行烧制。他把各种原料的比例进行无限次数的调配，每增加或减少一种原料的比例，都同时变换各种可能的火候。就这样，他的配方达到328个,每一个配方至少烧3次。这样反反复复持续了3年、失败1500多次后，在一次试验的4件瓷器中出现了他梦想中的天青色。

　　1988年7月朱文立所烧汝瓷“天青色”通过了国家轻工业部和河南省科委的鉴定。至此，朱文立投身破解“汝瓷之谜”整整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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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文立逐渐摸索出一整套汝瓷选材、制材、烧制、成瓷等技艺理论和工艺体系，推出了一系列天青釉汝瓷艺术作品，如弦纹瓶、百合瓶、迎春瓶、花觚等，这些作品造型不一，但都釉体流畅，别致雅观，既有北宋汝官瓷的韵致，又带有明显的朱氏风格。其得意之作如意尊，造型古朴，简洁素雅，憨态可掬，没有多余的纹饰细描，但又于轻巧中现端庄，于明雅中见深沉肃穆。其小巧之作如荷花碗，碗口曲线形似流水，宛如荷花绽放，自由舒展，似在轻风中摇曳。按常理，他已功成名就，完全可以像其他陶瓷艺术家一样，专注于把“朱氏汝瓷”推向市场。况且，他已经失业了，小女儿才两岁，全家仅靠他爱人微薄的工资度日。但朱文立心中已经有了自己的奋斗方向，随着对汝瓷研究的深入，他对汝官窑址是不是在清凉寺产生了疑虑。

　　 陶瓷史上一个名贵品种的出现和流行，乃至成为御用贡品，当然有其一定的卓越优点，也必然有一个由粗到精、由“民”到“官”的发展过程。从清凉寺出土的瓷器成分看，当属于汝瓷的初级发展阶段，而作为御用的官窑汝瓷，应该是这个初级阶段的再发展。宝丰清凉寺虽属汝州，但地处丘陵地带，远离汝州州府，朝廷在那里建立官窑不便于“供御拣退”，而最方便管理并保密的地方只能在汝州城内。同时代的钧官窑瓷，就是在禹州城内钧台窑烧制的。

　　从此，汝州城内每一次盖房、挖地基，朱文立都要到场，从破土动工守到地基挖掘完毕。1992年10月，文庙地区汝瓷博物馆东院修建家属楼，朱文立发现汝官瓷残壶嘴1个，卷足支烧的笔洗残片1块，色泽如刚成熟的豆青色。当地基挖至4米深时，露出一口宋代陶缸，陶缸边上有大约3立方米的经过淘洗的纯木灰。多年的经验告诉朱文立，这里极可能曾经是汝官窑配釉作坊。由于汝州文庙地区距北宋州衙不远，朱文立将汝官窑定位在文庙附近。又是整整6年过去了，1998年，他在文庙地区又发现了典型的汝官窑瓷片。1999年3月，一户民居在文庙东南开始修建，当推土机推至距离地面3米多深的地方时，两堆醒目的堆积物出现在面前。它们分别为灰青色和灰白色，非常纯净，正是配制汝官瓷的重要半成品釉料。而堆积物下面则是大面积的宋代青砖——一座埋在地底近千年的汝官窑址证明了朱文立的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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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汝官窑，宋代官窑瓷要稍稍幸运一些。1956年，杭州市南郊乌龟山麓南宋官窑址成功发现，但北宋官窑却一直是谜。

　　在1999年3月文庙看到一座埋在地底近千年的汝官窑址时，三块残片同时刺激了朱文立的神经。因为在现场，他发现了天青荷叶碗残片、支烧天青平底小洗残片和豌豆青凹足深腹盘残片等。他做烧成研究发现，豌豆青釉色残片独具釉色特征。他大胆推断：“汝官瓷应分两期生产，北宋中期应在宝丰清凉寺生产。禁烧后应在汝州文庙汝官窑址生产，并同时生产‘汝州新窑器’”。

　　2000年4月，张公巷一户居民盖房时，挖出了很多瓷片。朱文立赶到现场，捡到数十片典型的窑具，其中有桶式，有盘式，也有漏斗式。在一个州府城内，能如此没有顾忌烧瓷的，只有官窑。这次挖掘，出土了瓷片、完整匣钵、玛瑙粒等。朱文立还不满足，在张公巷路东的另一户居民院内打探孔，结果一个孔内出土了60多件素烧胎片，制作精细。这些资料进一步证明，张公巷地区的确是又一个宋代官窑场。

　　上海博物馆里珍藏着四片独特青釉瓷片，既不同于汝瓷，也不同于其他同期瓷器，一直没有寻找到它们的来源地。而在张公巷发现的瓷片却与这些瓷片惊人的相似。比对研究后，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喜出望外：“张公巷窑址就是这四片瓷片的娘家。”

　　2004年5月20日，“汝州张公巷窑址论证会”在郑州召开，来自国内外的50多位古陶瓷界、考古界权威对张公巷新发掘的窑址和出土的实物标本进行了论证，大多数专家认定，张公巷出土的瓷器在釉色、烧制技术上有自己的特色，就是人们寻找千年的“北宋官窑”。

　　这一发现的意义在于，张公巷窑集宋代古陶瓷之大成，汇中国古陶瓷之精华，是一把金钥匙，破解了中国陶瓷史上众多悬案，从而理清了宋代汝窑文明的发展和演变：宝丰清凉寺汝窑——文庙汝官窑——张公巷官窑。北宋官窑遗址的发现还在于，它的瓷器残片就是仿制的标本。换句话说，仿北宋官窑有了具体、可信的标准。自2002年开始，朱文立再次踏上寻找烧制北宋官瓷原料的征程。历经两年多试验，终于在2005年8月把张公巷北宋官瓷研制成功。2005年11月1日至5日，在第八届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研讨会上，朱文立不仅发表了论文《再论张公巷、文庙窑址》，而且把仿制的北宋官瓷展出，产生轰动。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南京博物院研究员张浦生在鉴定意见中写道：“朱文立同志不仅首先发现、研制汝州张公巷官窑青瓷，而且还本着薪火相传的精神，开发、仿制张公巷北宋官窑青瓷，该仿品的造型、胎釉已具形神兼备的水平。”

　　继汝官瓷之后又一历史珍宝——中华神瓷复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