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是中国古代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大力发展海外贸易最成功的时代。它的成功不仅表现在国家财政的增收以及本国人民群众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更体现在通过海上丝路推动了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与文化交流，促进了财富在沿线国家间的流动并持续增长，是始自中国惠及全球的千秋伟业，是中华和平崛起与世界携手共富的最好证明。

　　宋元时期特别是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科技、教育最繁荣的时代，达到了封建社会的巅峰。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宋元经济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工商业发达。据《文献通考》记载：宋神宗后期某年北宋税赋总收入为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占30％，工商税占70%。这说明，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而在工商业的税赋中，对外贸易又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而这一切，均要仰赖被宋元视为黄金生命线的海上丝绸之路。所以宋高宗赵构才会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

　　既然宋元时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给沿途各国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和财富，那么承载财富的主要商品是什么，其源头和起点又在哪里呢。

　　一、瓷器成为国库收入和世界各地创富的主要工具与载体

　　在宋元时期，支撑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大宗商品，已由原来的丝绸变为瓷器。沿线国家也开始以陶瓷代称中国。自Seres（丝）到China（陶瓷）的称谓变化，从另一个方面佐证了陶瓷在海上丝路中的主导地位。那时，海上航行的大都是中国的商船，船中大都是瓷器商品。

　　宋代记述海上交通贸易等内容的《萍洲可谈》这样表述瓷器海运情况：“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也就是说船中主要是瓷器，多得堆满船舱的所有空间，人晚上只能挤在货物上睡觉。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文宽研究员在《中国古瓷考古与研究五十年》一文中总结道：“中国瓷器可称为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数量最大、销售地点最广的商品。”日本著名陶瓷学家三上次男在著述的《陶瓷之路》一书中，干脆把这条运输瓷器的海上丝绸之路称为“陶瓷之路”。

　　探究瓷器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主要大宗商品的原因大致有以下三点：一是陶瓷的性价比高，需求量大，又极受国外欢迎，从业者能获取较大利润；二是海上运输方便，装载稳定后不易碎，运量又大，一些大船一次运载竟达10多万件。同时瓷器又是远洋帆船最好的压舱货物，装在底舱，还可以防止茶叶和丝绸等商品受潮，一举数得；三是自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开始的瓷器等商品可以代币直接博易等规定，也减少了贸易的中间环节，极大地促进了瓷器的出口外销。

　　瓷器出口量虽然大得惊人，需求却还是远远不能得到满足。导致中国瓷器一运到国外，立即身价倍增，价比黄金，成为外国人的珍藏和身份的象征。为此，世界各国一些有心的商人、传教士和制瓷工匠来到中国，通过各种途径千方百计学习中国的制瓷技艺。在中国瓷器的影响下，世界各国的制瓷工业从仿制到创新，均有了极大的进步，从而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兴盛与经济的发展。中国瓷器真正成了联通古代中国与沿线各国人民的文化使者、帮助他们打开财富大门的金钥匙。

　　二、龙泉青瓷成为宋元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瓷器的主要代表

　　青瓷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一个巨大贡献，所以青瓷有“瓷器之母”或“瓷器鼻祖”之称。龙泉青瓷，承自越瓷，始于南朝，兴于北宋，盛于南宋。龙泉青瓷以瓷质细腻，线条明快流畅、造型端庄浑朴、色泽纯洁而斑斓著称于世。
烧制龙泉青瓷的龙泉窑既是宋代“官、哥、汝、定、钧”五大名窑之一，又是宋代“龙泉窑、定窑、磁州窑、耀州窑、钧窑、景德镇窑、建窑、吉州窑”八大窑系之一。

　　“中国陶瓷研究之父”、原故宫博物院陶瓷馆馆长陈万里曾先后8次到龙泉大窑等地考察古窑址，他说：“一部中国陶瓷史，半部在浙江；一部浙江陶瓷史，半部在龙泉”。

　　研究中国宋史的日本专家小岛毅教授著的《宋朝：中国思路与宗教的奔流》一书中明确阐述：“宋代陶瓷才是贯通古今东西、人类所能得到的最美的器物。”“比起黑瓷和白瓷，当时的宫廷更喜欢青瓷。南方的产地是处州龙泉县，龙泉窑继承了自古繁荣的越窑的传统。”“因为占沿海的地利，所以出口量很大”。

　　中国历史地理学泰斗陈桥驿在为《龙泉县地名志》作的序中说：“一千多年以来，就是这个县份，以它品质优异的大量青瓷器，在世界各地为我们换回了巨额财富，赢得了莫大的荣誉”，“从中国东南沿海各港口起，循海道一直到印度洋沿岸的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和东非沿海……无处没有龙泉青瓷的踪迹，这条漫长的‘陶瓷之路’，实际上就是中国陶瓷特别是青瓷开拓出来的。”

　　南开大学著名历史学教授刘刚、李冬君夫妇发表的《宋朝的大航海时代》一文中指出：“宋代最为流行的不是景瓷，而是龙泉瓷，宋朝五大名窑，其中哥窑就是龙泉瓷的代表，其余四窑，都属于宫廷品位，不入西洋之流，不在外销瓷的范畴，唯有龙泉瓷，对内能满足精益求精的宫廷品位，对外能行销世界。那时，景瓷初兴，青白瓷跟着龙泉青瓷的身后走向世界。”

　　2009年9月30日，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是全球第一也是唯一入选的陶瓷类项目。
从出水的“海捞瓷”中也可以发现龙泉青瓷在海上丝绸之路所运载的瓷器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1984年，韩国考古界打捞出一艘中国元代沉船。在这艘船上，共发掘出了17000多件瓷器，其中龙泉青瓷就有12300多件，占比高达72%。

　　龙泉本土青瓷研究专家方海、方岳在《日本的“龙泉青瓷热”与其体现的禅意美学特点浅析》（《艺术与设计》（理论版2016年第11期）一文中也指出：“尤其是在日本出土的13世纪下半叶（元初期）至14世纪中叶（元后期）的中国贸易陶瓷中，龙泉青瓷已经占主流地位，成为中国贸易陶瓷的代表。”

　　三、龙泉及其瓯江两岸是宋元海上丝绸之路内陆地区最重要的起始地与财富发祥地、输出地

　　说起宋元时期最繁华富有的城市，人们自然会想到北宋开封、南宋临安、蒙元大都以及具有“东方第一大港”之称的泉州等，但若论传统手工业特别是制瓷业的发达及高GDP，或当首推盛产青瓷宝剑的浙江龙泉及其瓯江两岸。

　　瓯江流域制陶业源远流长。瓯江的瓯，古时即指陶器。瓯人善于制陶，瓯江也因此得名。1997年遂昌县好川文化遗址发掘中也发现，处于良渚文化晚期的原始瓯人尤长于制陶，并在生活中广泛使用陶器。从制陶到制瓷，漫漫历史长河中，龙泉的匠人们代代传承，让青瓷的星星之火燃遍了瓯江两岸、漫山遍野。

　　宋元时期的龙泉城市面积达6平方公里，人口达十余万。街上商业兴旺，各种瓷器店铺林立，国内外来此做青瓷生意的商贩往来街巷，热闹非凡，是真正的瓷都。穿龙泉城蜿蜒东去的瓯江，全长达388公里，是浙江第二长的江。江两岸瓷窑星罗棋布，窑火相映成趣，十分壮观。

　　如果，能够梦回宋元，我们会惊讶地发现，龙泉及瓯江两岸，才是宋元海上丝路内陆地区最主要的起始地。

　　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海上丝绸之路最主要大宗商品龙泉青瓷——从设计备料到生产制造再到装船运输的整个过程。这比起从海上港口算起的起点，从内陆主产地起始的起点，会让海上丝绸之路更加完整、更加丰富、更加波澜壮阔。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八百里瓯江》一书指出：“大量的史料与考古报告可以证实，宋元时期的瓯江沿岸航运业与造船业十分发达，港口兴盛，著名的龙泉青瓷成为早期海上贸易的重要物品之一。”“八百里瓯江，历来是浙西南的水上交通要道，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特别是海上瓷器之路的重要节点。”

　　南开大学著名历史学教授刘刚、李冬君夫妇在上文中还提道：“到了宋代，陶瓷之路的起点转到了瓯江上游的龙泉窑，出口就在温州。从温州出发，走东洋，或经由明州转口，或直接就去，下西洋，往广州、泉州转口。”文中明确提出“陶瓷之路的起点就在瓯江上游”。

　　如果，能够梦回宋元，我们会惊讶地发现，龙泉及瓯江两岸，还是宋元海上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财富的主要源头和发祥地。

　　龙泉市青瓷协会会长徐定昌曾在接受《浙江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据史料记载，沿瓯江两岸共发现宋元时期青瓷窑址500多处。龙泉青瓷每年出产量达2000多万件，其中出口估计达1000多万件。”这个数量当居全国各瓷器生产地首位。

　　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陶瓷史》在文中也指出：“在明代前期墓葬中，龙泉青瓷的出土量远比景德镇青花瓷为多，说明民间用瓷在明弘治年间仍以龙泉瓷为主。”

　　另据浙江在线新闻网站2008年1月2日报道，800年前龙泉是“国家级出口基地”，出口量达1000多万件。据《大明会典》第194卷载：当时外销青瓷盘每只价为150贯（宋元时期1贯为1两银子，1两银子约合现在500元人民币）。若按年外销量和平均单价均减半的保守估计，即年出口量为500万件，平均每件75两银子，则销售价值可达3.75亿两银子，约合人民币1875亿元，相当于2017年龙泉所处的丽水市1300亿元GDP的1.44倍。

　　龙泉及瓯江两岸成为宋元全国制瓷中心，成为名符其实的海上丝绸之路内陆地区主要起始地和财富的发祥地、输出地，有其必然性。可以说在当时情况下具备了制瓷业迅猛发展的所有条件。

　　一是在制瓷材料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龙泉山区土肥林茂，生产瓷器所需的原料、燃料取用十分方便。而到处都有的低丘缓坡又非常适合建造烧制青瓷的龙窑。特别是龙泉丰富的瓷石资源、瓷土和含铁量较高的紫金土为龙泉青瓷成为中国宋元时期瓷器代表提供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是水路交通十分方便。瓯江水道干流支流十分发达，水网密布，许多瓷窑依山傍水而建。瓷器成品出窑后，窑主可以较少的人力就能完成搬运、装船、运输等工作。这些瓷器等商品通过船、筏等水上运输工具顺流而下，然后转由温州、泉州等通商口岸，将瓷器出口到世界各地。

　　三是修生养息、躲避战乱的好地方。整个宋朝，硝烟四起，战乱不断。逐渐缩小的疆土，也是无处不被战争的阴云笼罩。而处州龙泉，山高林密，水深流急，易守难攻，既是南宋王朝理想的备选陪都，更是北方迁徙而来的士农工商躲避战乱、从事生产生活的佳境。龙泉市文联主席王振春在其主编的《还原繁华——宋朝的龙泉》一书中就提出，有“瓯婺八闽通衢”之称的龙泉实际上是南宋的“陪都”，在龙泉的下樟村目前还留有南宋行宫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