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乃至整个东方世界,观音是一位极受敬仰的菩萨。在中国汉族地区,观音信仰的流传极为广泛,自佛教传入我国以来,观世音菩萨就与老百姓结下了很深的因缘。
“户户观世音”这样的俗语就反映了这种流传的广泛程度。不论是古代还是今天,人们对观音信仰在中国仍然盛行。
观音信仰指以观世音菩萨为崇奉对象之宗教信仰。据法华经普门品之记述,当众生遭遇困难之时,只要诵念其名号,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前往拯救。观世音菩萨于二十五圣众之中耳根圆通最为殊胜,于我国观世音信仰亦极普及。
观音信仰,内涵和外延相当丰富。首先,它是建立在因果律、缘起论上的宗教,以获得清净心、平等心,大自在身为前提,它的最终目标是人人觉悟。
观音信仰的主要内涵,一是慈悲,二是智慧,三是“施无畏”。
观音信仰的缘起
观音信仰是随着印度佛教北传至我国后,特别是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又对观音信仰进行了经典的译介,才在中国民间广泛流传、并形成了独特的宗教文化。
观音信仰的传入约在魏晋时期,其依据是僧人康僧铠于嘉平五年(253年)到洛阳,首译《无量寿经》二卷,其卷下云:
“‘彼国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补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普欲度脱一切众生。阿难,彼佛国中诸声闻众身光一寻,菩萨光明照百由旬。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二名大势至。是二菩萨于此国土修菩萨行,命终转化生彼佛国。’”
该经卷详细介绍了阿弥陀佛之四十八愿以及观世音菩萨与大势至菩萨之应世救拔,自此,观音信仰在汉地逐步开始传播,首先得到了贵族阶层的崇信。
随后,印度佛教经典不断输入,其中比较能体现观音信仰之现世救拔的是西晋聂道真所译之《无垢施菩萨应辩经》,从其经文可以看出,对于观音信仰之现世救拔关注的问题有三:一是使“牢狱系闭”者“速得解脱”;二是“临当死者,即得济命”;三是“恐怖之者,即得无畏”。
如上三点皆体现了观音信仰之救难特性,与《普门品》之内涵相切合,体现了观音菩萨“无缘大慈”与“同体大悲”之基本品格以及观音信仰“称名救苦”之特色。
观音信仰的传播
观音信仰在汉地之传播,主要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观音信仰之初传期(三国到东晋十六国)。这一时期之主要特点是称观音为观世音,信众所修持主要是称念其名号,此时观音信仰的建立还处于萌芽阶段,且传播范围局限于当时的政治中心长安、洛阳等极少数地区。
第二,观音信仰之兴盛期(从南北朝到隋朝)。主要特点是《妙法莲华经观音普门品》等与观音相关的经典之译出,为观音信仰之建立提供了理论基础。
从上层贵族到普通百姓,观音信仰得到了广泛传播,但这一时期信众之修持主要还是以称念名号为主,兼有诵经、念咒、礼拜、供养等方式。
第三,观音信仰之普及期(从隋朝到宋朝)。这一时期主要特征是与观音信仰相关的经典被大量译出,如《悲华经》、《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罗尼经》、《心经》等,观音信仰在汉地的理论体系达到完善,且各宗派与各阶层对于观音信仰普遍接受,并进一步发展。
第四,观音信仰之演变期(元明清三朝)。主要表现在,其一对观音信仰的文学作品从流传、完善到普及;其二观音形象从传入时的男身像转型为女身像,并最终定型、弘传;其三观音道场普陀山逐渐成为信众礼拜中心。至此,观音信仰在汉地之外在表现形式最终形成。
第五,观音信仰之持续期(民国至今)。其特点是观音信仰与现世人生结合更为密切,尤其是太虚法师关于“人间佛教”观念的提出。
观音菩萨成为现世人生之救拔者,是人对于现世之厄境,如自然灾害、社会苦难、身体问题以及鬼怪灾难等尤为关注,特别是在遭受以上厄运时,便会表现出对观音救拔之强烈需求,进而是人对观音信仰从追求往生净土逐步趋向于满足现世福报,将彼岸之度脱转变为了现世之救拔。
传播方式
观音信仰的传播有两种方式,一是借助有关经典宣传义理,即文本传播方式;二是利用艺术形象让人膜拜,即图像传播方式。虽说两种传播方式的目的是一致的,但对不同层面的受众来说,其中作用却不尽相同。前者重理性,后者重感性。
历史地看,中国人向来不是一个善于抽象思维的民族,即便是许多文人士大夫热衷佛教义理,也并非具有很强的思辨能力,大都以中国的思维模式去理解抽象的经义,即感悟和跳跃的解释方式。
而普通民众对抽象教义多半是望而却步,难以理解,甚至连什么宗教,什么流派均不加区分,逢庙便烧香,见神就叩拜。
因此,直观的图像是更大众化、通俗化的传播方式,也易于为普通民众所接受。石窟雕塑和壁画, 特别是由观音信仰所生发出来的各种观音佛像,受到普通民众的顶礼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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