棋者,弈也。下棋者,艺也。博弈是东方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但不同于一般的消遣游戏,还影响和陶冶着人们的道德观念、行为准则、审美趣味和思维方式。
琴、棋、书、画并称中国四大传统艺术形式,成为一种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形态。“弈”中的恬淡、豁达、风雅、机智和军事、哲学、诗词、艺术共聚一堂。
黑白之间,楚河汉界内外,棋艺带来的启悟和内涵被无限拓展,棋盘之外的天地被融合为一,成为中国棋文化的最大特点之一。
方寸棋盘,还具有磨炼人的意志,陶冶人的情操,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
棋是以对弈为主,其中有互相的博弈。在中国具有代表性的棋类就是围棋与象棋了,他们是中国古人文化的结晶。
围棋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在社会广泛流传,到了南北朝时期,由于玄学的兴起,导致文人学士以尚清谈为荣,因而弈风更盛,下围棋被称为“手谈”。上层统治者也无不雅好弈棋,他们以棋设官,建立“棋品”制度,对有一定水平的“棋士”,授予与棋艺相当的“品格”(等级)。
隋时期由19道棋盘代替了过去的17道棋盘,从此19道棋盘成为主流。而随着隋帝国对外的政策,高句丽、新罗百济把围棋带到了朝鲜半岛,遣隋使把围棋带到了日本国。
唐宋时期,可以视为围棋游艺在历史上发生的第二次重大变化时期。由于帝王们的喜爱,围棋得到长足的发展,对弈之风遍及全国。当时的棋局已以19道作为主要形制,围棋子已由过去的方形改为圆形。
唐代“棋待诏”制度的实行,是中国围棋发展史上的一个新标志。由于棋待诏制度的实行,扩大了围棋的影响,也提高了棋手的社会地位。这种制度从唐初至南宋延续了500余年,对中国围棋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明清两代,棋艺水平得到了迅速的提高。其表现之一,就是流派纷起。他们通过频繁的民间比赛活动,使得围棋游艺更进一步得到了普及。
象棋的起源众说纷纭,有说起源于传说时代的神农氏,有说起源于传说时代的黄帝,有说起源于战国之时,也有说起源于北周武帝之时。
大致上传播最广的是虞舜为了教育他的弟弟发明了象棋,每日与其弟在牢中对弈,因为他弟弟的名字叫象,才称为象棋。英国著名的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一书中也承认象棋是中国人民的创造,是古代中国人模拟战争而创造的一种游戏。
俗语有云:棋局小世界,世界大棋局。围棋和象棋,以棋盘和棋子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缩影。
其相通之处在于棋盘都是阡陌纵横,呈格状分布;棋子由颜色不同构成两方以对垒拼杀。但再加考察,则大有区别在其中也。
围棋棋子除按颜色区别为黑白二方之外,所有棋子在功能上无任何区别,既无品衔大小,又无具体分工,性能相同,地位相等。
其胜负的标志就是所占地盘之大小,而欲想占领地盘,就必须至少拥有两个独立的“眼”。“眼”者,空目也,意即活动空间,且对方不得侵入,象征着中国古代的城池。
这体现着古人线性思维轨迹:要想生存发展,就必须拥有地盘,用当今流行用语言之,就是根据地;要想保地盘就要使地盘联成一片;要想地盘不失,就必须有所依托,这个依托就是城池。
单个棋子作用有限,容易被吃,成片棋子随“人”多势众,但若无眼,也绝难存活;个体棋子形单影只,不足挂齿,但联合在一起则所向披靡,势不可挡。
象棋则不然——
它将棋子分为将(帅)、士(仕)、象(相)、马、车、炮、兵(卒)等七种,功能各异。
其胜负取决于将帅之存亡。只要将帅仍存,即使全军覆没亦不为输;而将帅若遭不测(被将死),即使未失一子亦算失败。
其余各子也因功能不同而地位不一,价值大有区别。车可横冲直撞,所向披靡;马可腾越出击,纵横驰骋;炮可隔子发威,火力凶猛;士、象则拱卫城池,以身护帅;兵卒则亦步亦趋,只进不退。由此衍生出诸子地位悬殊,不可等同。
就本领与杀伤力而言,将帅属于最为无能之辈,其行动迟缓,步履维艰,且不能越孤城半步,却要所有棋子拼死护卫,甚至被杀光吃尽,亦在所不惜。
其余各子也等级森严,贵贱分明:车乃棋中至宝,万不可轻弃(被抽将则无奈,丢车保帅是也);只要不是为最高领袖,决不可失。
马、炮地位大抵相等,开局时炮似乎稍胜于马,而残局中则马远胜于炮;最为悲惨者就是兵卒,数量众多,因而价值微贱,弃之不惜;本领有限,因而作用不彰;只许前进,不能后退,因而前景暗淡,结局悲惨。
即使躲过因保其它棋子而被牺牲(如“丢卒保车”等)的厄运,拱到底则成“老卒”,几同无用。
这是等级社会最为生动、最为集中的具体体现,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典型象征和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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