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明嘉靖时期《青花葡萄牙盾形徽章纹执壶》。

　　英文世界以瓷器（china）命名中国（CHINA），而中文世界对此“未持异议”，体现的或许正是双方对瓷器之于世界文化意义的高度共识。

　　在陶器烧造上，人类表现出不约而同性，可瓷器烧造的发明权则完全属于中国人。散布在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等地的大量瓷片说明，我国瓷器开始成规模地输往国外，不晚于9世纪下半期，即唐代后期。当时，越窑青瓷、邢窑白瓷、长沙窑青釉褐彩以及唐三彩等，已经通过“丝绸之路”，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大量输往这些地区。国内外文献资料进一步证实，中国瓷器输出，在宋元两代官方的大力提倡与鼓励下得到快速发展，至明清时期登上巅峰。遗憾的是，随着中国瓷器烧造技艺于17世纪在欧洲的广泛传播，在工业革命推动下，从18世纪后期开始，欧洲的瓷器烧造水平不断提升，中国瓷器的海外市场开始走弱。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瓷器独占世界市场鳌头千年的辉煌历史已然不再。

　　就中国瓷器输出线路与范围而言，总体上遵循由近及远、由小到大的路线。在明代初期之前，中国瓷器以输往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等地为主，明朝永乐、宣德年间，郑和虽然七次下西洋，依然没有越过这一范围。当然，“近水楼台先得月”，中国瓷器输往朝鲜和日本的时间更早、品类更全、数量更多。

　　中国瓷器大量输往欧洲大约始于明代中期。这与欧洲航海家于1492年到1522年间成功开辟新航路有关。新航路的开辟，大大扩展和延伸了“海上丝绸之路”。此后，中国瓷器输往欧洲、美洲呈现日益旺盛之势。从这个角度讲，以新航路开辟为界，可以将中国瓷器输出史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比简单按照中国历史朝代划分更合理。

　　就品类而论，瓷器输出基本实现“全品类输出”，甚至在生产与市场之间基本同步。在瓷器输出品类之变迁上，14世纪中前期，即元代后期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此之前，中国瓷器输出品类以青瓷、白瓷、青白瓷等体现中国审美特征的单色釉瓷为主。这与“镇瓷在唐宋，不闻有彩器”的中国瓷器生产状况完全吻合。从元代后期青花瓷成熟开始，彩瓷品类逐渐超越单色釉瓷，成为中国瓷器输出阵容中的主力——欧洲许多大型博物馆都收藏有大量青花瓷，明清时期专为欧洲市场生产的外销瓷，如“克拉克瓷”“中国伊万里瓷”等也多为青花瓷。“无青花，不瓷器”，标志着世界进入彩瓷时代。

　　瓷器与生俱来的实用性与审美性齐备的双重特征，预示着瓷器输出不仅是商业贸易，更是文化交流。历史告诉我们，最持久、最成功的文化交流，往往是通过商业手段与途径得以实现的。因此，中国瓷器输出，实际上是借助瓷器这种特殊商品的商业贸易行为，达成的一次规模空前的文化交流。

　　中国之所以成为瓷器发明国，与其深厚的“尚玉文化”关系密切。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首次将“玉”解释成“石之美者”，且包含有“五德”。瓷器对“似玉”之美的追求始终存在。因此，某种意义上讲，瓷器输出就是一种中国式审美文化的输出。中国精美瓷器，不仅被中国皇宫所器重，也得到欧洲王室珍爱——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拥有明正德时期生产的印有其徽章纹的青花执壶，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和菲利普二世父子收藏有数千件中国精美瓷器，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甚至在葡萄牙等地设代理人专门收集中国瓷器……王室收藏使在家中陈设中国瓷器成为欧洲风靡的时尚，像在十七、十八世纪荷兰静物画中，常常以中国瓷器为道具；英国作家迪福甚至有“如果没有中国的花瓶就没有第一流的住宅”的判断等。显然，有关瓷的审美已然成为一种世界性审美。

　　历史证明，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广泛而深入的域外交流，是维持其旺盛生命力的重要方式。伴随中国瓷器大量输出的，还有海外审美文化对中国瓷器的影响。如果说元代中期之前，中国瓷器受海外文化影响尚少，那么从元代后期开始，海外文化对中国瓷器的品类、器形、纹饰等形成重大而直接的影响。青花瓷正是受伊斯兰文化影响而产生的瓷器新品类。到明清时期，受欧洲市场巨大反作用力的影响，中国瓷器的欧洲审美特点凸显，珐琅彩、粉彩、洋彩等都是这一历史背景下的产物。显然，域外文化已如血液般融入到中国瓷文化中，改变了中国瓷器审美取向，推动了中国彩瓷文化的产生与发展。这也是瓷器输出史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1800年瓷器烧造史，创造了中国制造的奇迹；1000年瓷器输出史，创造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神话。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下，在“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对瓷文化、对瓷器输出史进行客观而全面的学术研究，可谓恰逢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