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学家针对我们的现实情况，也对管制理论有很多的研究。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早就分析过这种现象，他把政府部门的这种行为称作“出卖垄断”。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也深入撰写过一篇《政府管制的陷阱》，他把这称作“管制俘虏理论”：管制者让被管制者“俘虏”，成为被他们合法赋供或非法贿赂的对象，最后他们都变成了管制的既得利益者。而且，他们不断地寻找实施管制的借口，推动管制的膨胀，越来越多的行业被纳入到管制的范围，就连捡破烂的拾荒者也被要求穿上统一的制服。当然，“破烂王”们一般也愿意，因为缴纳了一定（只要不太高）的费用后，他们就拥有在这一片社区捡破烂的“垄断权”了。于是，在中国出现了被张维迎称之为“全民寻租”的奇特现象。

    经济学家作为一种职业，以其理性的智慧为社会服务而获取自身利益，所以他必须而且能够对社会现象做精准的分析和直率的评论。但社会经济是复杂的，它由不同利害关系的人所组成，而且这些人对这种复杂性的信息知晓和研判能力是不同的。经济学家要把这一切掩盖着的东西揭示出来让大家都知道，并且试图提出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这就可能触犯了某些人的直接利益。有的人本来可以在管制下独享垄断权，现在要被置身于竞争的环境下，自然增加了很多压力，有的人本身就是或大或小的管制者，享受着不劳而获的好处，而经济学家居然说破真相，要砸了他们寻租索租的饭碗。而且，经济学家既然批评的是各行业的“全民寻租”，于是便有可能受到来自各行业“全民”的非议和责难。

    一般人只是看到管制所带来的一些好处，比如“破烂王”整编了，不再会窜出以捡破烂为掩护的窃贼了，但是，他们却不得不忍受压低了的废旧报纸收购价；出租车外观经常冲洗了，坐垫一日一换了，但是，广大的“打的者”本来应该可以、现在却不能更便宜地利用出租车这一公共交通工具了。由于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行业里是个生产者，但在自己行业以外的其他各个领域里，每个人都是消费者，只有消除普遍实行的管制，打破各个行业的垄断，每个人从社会竞争中得到的利益，总是会大于自己不得不参与竞争的痛苦。经济学家站在真正的全民的立场来说话，他们所追求的真正是全社会的根本性的福利。

    在最近这场声势逼人的“倒经运动”中，为从根本上改善每个人利益的改革事业贡献才智的中国经济学家整体受辱，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经济学家作为一个群体，不能排除某些人会有令人不耻的行径，但管制俘虏理论至少可以解释力主改革的经济学家挨骂的其中一个、当然不是唯一的原因。愿经济学的理性光芒，能够早日在中国社会耀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