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名之上

    弗里德曼一生鼓吹自由市场经济，反对国家干预。但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他的思想被视为荒诞不经，美国许多名校拒绝使用他的书，图书馆也从不把他的书摆放到书架上。有人说，弗里德曼在学术听众面前出现不啻于造物论者在自然课上出言反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即便如此，这个倔强的小老头依然坚持他的信念，到各大名校与凯恩斯主义者们当台辩论。据称，言辞犀利、思维流畅的弗里德曼从未输过任何辩论。

    当弗里德曼像唐吉珂德一般无奈而坚持自己的理念时，被西方国家唾弃的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成为第一个听他说话的人，后者采纳了弗里德曼开出的控制货币发行的药方。在此后20年里，经济创造了高增长、低通胀和出口繁荣的奇迹。由于皮诺切特是推翻民主政府取得政权的军政府，当时智利通货膨胀高达700%到1000%，弗里德曼应邀为智利政府出谋划策，“货币主义”不负重望地治理了智利的通货膨胀，使智利经济实现了20年高速增长。

    但弗里德曼帮助一个军政府背景的国家而非民主国家，因此让他在获得诺贝尔奖的道路上麻烦重重。甚至1976年他当选时，也成为诺贝尔奖历史上唯一没有全票通过的获奖者，得票数为3∶2 .他参加颁奖仪式期间，瑞典斯德哥尔摩甚至出现了示威者。

    弗里德曼并不在意外界的反响：“我做的不过是像医生一样，去为战胜一场瘟疫提供技术支持。”即使面对人们的冷漠，弗里德曼并没有躲进象牙塔里——他始终认为自己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技术专家，因此他需要让别人了解、认识并运用他的“技术”——他关注自己的理论是否可行，他决意不做一个理论空想家。他的策略是走出象牙塔。

    早期他与尼克松政府交往甚密，虽然后来他承认自己最初的判断有失偏颇。后来与里根政府关系亲密。与政界交往的直接后果就是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从此弗里德曼与媒体交往一发不可收拾，更主要的是他从此发现了媒体的影响力。

    1962年他的《资本主义与自由》出版后，他就开始受到公众的瞩目，他的捍卫自由市场的言论受到了追捧。他开始在各处公开发表演讲。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公开演讲的邀请更像潮水一样涌来。从1966年起他就开始为美国《新闻周刊》每两周撰写一篇专栏，一直到1984年，从未间断。他的专栏也因贴近大众话题的深入浅出以及简练精致的文笔而大受欢迎。即使对于《花花公子》（Playboy）这样的杂志，当弗里德曼“发现这本杂志有一个严肃的知识分子读者群”，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采访。

    而他最深入人心的巅峰时刻，是在1980年1月推出历时3年制作的电视系列片《自由选择》在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电视台的播出。为进一步增加影响力，他在同年出版了他和夫人罗斯根据电视片内容合著的《自由选择》一书，该书成为当年美国最畅销的非小说类读物。

    成为公众人物的经济学家并没有放弃他的学术立场，象牙塔是他始终坚守的舞台，“我的职业是专业经济学家，我的副业是公共政策”。他对自己和学生的建议是：“如果你在华盛顿工作的时间超过两三年，你就可能不由自主地沉溺其中，而无法回到学术界。”因此有人这样评论他：“在提倡自由放任原则与货币经济学的许多年中，即使是他的批评者也同意，他从未牺牲过他的思想的完整性。他拒绝了若干个政府职位，因为他认为这使他无法坚持自己的原则。”

    政府在更迭，经济的问题层出不穷。50年前弗里德曼专注于研究治理滞胀的方法，把虚无的宏观问题分析得透彻清晰，并且真正地解决了现实的问题。他确立了自己的理论，逆转了二战以后长斯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导的经济下滑。在旧有的原理中发现新观点，拥抱新事物，并坚持不可动摇的信念，直到完善和实现，这就是弗里德曼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