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有卓表示，佛山的生产规模比较大，而且有经验曲线。“什么叫经验曲线？我生产了这么多年，我技术大大提高了，经验丰富了，成本会下降。而内地这些城市并不具备此类优势。”他同时认为，“这个产业链是非常关键的，比如当地的物流，物流是非常重要。不仅仅是运输这个概念。当地要跟迁移过去的企业共同探讨这些问题，我主张为了要完成这要的任务，要把产业链给迁移过来。”

　　有相关人士告诉记者，佛山之前有不少企业把一些生产基地搬到山东淄博去，但是“有一些原料还是要从佛山供应过去。不能说这个地方有陶瓷的原料就过来，现在的要素是很多的。比如说环境和当地人文。”

　　机会何在？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李重光和江西建筑陶瓷基地管委会主任徐结强不约而同的表示，佛山的陶瓷企业是在扩张，而不是单纯的迁移。因此对于两地来说，都是机会。“我们是总部经济，虽然生产基地迁到外地，但大脑还留在佛山。”张有卓在谈及佛山陶瓷产业是否会“空心化”时做了如此表态。

　　对于高安来说，此次陶瓷行业的大迁移则让他们有了打翻身仗的机会。

　　谈起高安陶瓷业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的繁荣，徐结强唏嘘不已。徐给记者提供了两个数据，第一个是高安巅峰时期的数据，“那个釉面砖，我们占全国的八分之一。到我们搞基地的时候，产能大概是1亿平方米左右，只占全国的十六分之一。你说这能不能体现我们的衰败。”高安的建筑陶瓷行业从1992年开始衰败，到1995年已经相当明显，出现了“孔雀东南飞”的现象，人才大量外流到佛山等地。而同处江西的景德镇从上个世纪末开始也被潮州等地超越。

　　2007年，江西省经贸委、江西省发改委给高安市颁发江西建筑陶瓷产业基地的称号。“之所以把基地设在高安，就因为高安建筑陶瓷的总产能在江西占据80%以上。”

　　80%这个数据在徐结强眼中有另外一层含义，“尽管我们只有1亿平方米，但在江西建筑陶瓷领域，我们还是占据了80%以上，这说明我们江西在建陶行业中的地位是不高的。”

　　从去年开始，整个江西陶瓷行业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去年的陶瓷行业洗牌中，江西应当是收获最多的一年。按这样的状态发展下去的话，我想江西的陶瓷在全国一定会有个分量， 至少可以恢复到高安的巅峰时期。”徐结强这样告诉记者。

　　之所以收获最多，是景德镇、丰城和高安三地都有所成绩。“这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从景德镇来说，它有千年文化底蕴，景德镇陶院派的一些学生在外面创业成功之后，又回来了。从高安来说，它发挥了它传统的基础优势，把广东的知名企业请过来。而原先在外地的高安人也回乡创业。“候鸟是根据气候来停留的，气候来了，它必定到你这里来。”丰城则提出和高安、景德镇两地错位发展，往精品陶瓷这条路上走。

　　徐结强表示，“高安在全国来说并不算好，但相对没有做过陶瓷的地方来说，我们稍有基础。现在会慢慢完善，我们原来做过陶瓷，就像女人生过孩子，带过孩子，再次去做保姆，就有这样的经验和服务水平。”

　　徐认为江西陶瓷行业目前急需的是要拓展思路，“那时候以日用陶瓷和工艺陶瓷为主，但现在行业的发展是，建筑陶瓷远远大于日用陶瓷和工艺陶瓷。它的产能太大了，它的现代化工艺水平和自动化水平远远超过日用陶瓷。所以，我认为江西发展建筑陶瓷，是对china概念的一个壮大。假如能把这次机遇抓到，在全国陶瓷行业中有一定分量的话，我们就能和景德镇相得益彰了。”

　　外地龙头企业进驻江西，除了对陶瓷行业本身的巨大影响之外，对当地的经济也产生了辐射效应。李重光做过统计，“对当地经济的整体贡献，我们有一个数目，就是1比1.7。比如新明珠产出100亿，那么它对下游产业的贡献，比如百货、房地产之类的，就能达到170亿。”新明珠在投资陶瓷之外，在高安当地也投资了一个五星级的酒店和两个房产项目。

　　对当地最为直接的好处则是就业，以新明珠为例，在高安的工业园区工人总数将达到8000人左右。除了少数熟练工人直接从佛山转移外，大多数工人将在当地招募。

　　佛山陶企对高安当地产业发展的正面影响显而易见，但对高安中小陶瓷企业来说，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

　　“江西有一些陶瓷企业，但实力比较弱。当地有些陶瓷企业要关门，这是必定的。这就要求当地政府妥善安置，让它可能参与到产业链的某个部分。”张有卓表示，政府应当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作用。“搬过来之后，整个市场的格局都变了。总之就是要重新调整，政府要做工作，否则对当地一定有很大冲击。这是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参与进来。比如工厂关门之后，工人就需要政府的培训等等。”

　　而李重光则以佛山经验谈及中小陶瓷企业的出路，“像佛山也有小企业能依靠自己的特色生存，但以后他们可能只做低档的产品，就是在产业链的末端。要不就只能做个性化的产品。”

　　环保求解

　　陶瓷企业在迁移扩张之后，正如大多数人的疑问，陶瓷企业的迁移路线图，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是不是污染路线图？张有卓并不否认佛山陶企搬迁之后，对当地所造成的污染。他看到佛山陶企大量迁往淄博、清远和肇庆等地，但“所到之处，除了个别工厂做的比较好，一般都是一片狼藉。”

　　那么在大量陶瓷企业迁往江西之后，是否会重演淄博等地的情形？

　　徐结强对此持乐观态度，“过去的一些弊端找出来了，我们还要重走旧路就不应该了。他们到这边来，自己也会提到这个事，未来要在这里发展几十年，必须考虑到国家未来的产业方向。这些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也是蛮强的。”

　　张有卓也称，“那些迁往江西的企业，必须树立一种全面的社会责任感。现在国外有全面社会认证，如果没有这个就不能出口，现在我们就有一些陶瓷企业，达不了绿色认证上不了市。我认为现在暂时来看，内地对环保的要求没有佛山这么高。但从长远来看，在环保方面是不可以有两个标准的。”

　　此外，各地政府政绩观的转变也要求陶瓷企业必须改变传统观念，“为什么呢？政府的考核指标，国家只要对政府领导人的考核指标一变，这些陶瓷企业就得重新搬迁，投一条陶瓷生产线要5千万，我按10年收回投资期，那都太长了，一年5百万。” 新明珠方面对张有卓的说法表示了赞同，“在转移的过程中，这些大的陶瓷厂，不是把落后产能转移，不是搬迁旧设备，而是全新的设备全新的投入，因此在环保上有比较高的要求。”

　　对搬迁的陶瓷企业而言，“这种迁移到内地是战略性的投资，不是短期行为。短期行为对于江西和佛山的陶瓷企业来说，都是不利的。现在肇庆、清远那么山清水秀的地方，都一片污染了。江西这么好的山水，我觉得应该从战略上考虑，这种投资一定要有措施。对环保来说，我认为他们在这方面做的还是不尽如人意的。”

　　李重光则称佛山陶企的扩张是营销模式的变迁，“传统的产地销变成销地产，这种劳动密集型的，特别是运输成本比较高的产业。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转变为销地产。”而这种转变上对环保也有着很积极的正面影响。李重光表示“通过实现销地产，实际上把运输成本降下来。运输的成本下降，对于整体的环保就是一个贡献。在运输过程中没有工厂的贡献，但它实实在在为社会做出了减排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