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雪消融的下午，在王锡良家洒满阳光的客厅，墙上悬挂的“陶瓷世家”四个大字格外明亮。老人坐在他的木沙发上轻描淡写地对我说起往事，“我15岁第一次卖的是一个笔筒，画的西施，卖了两块钱，我妈妈、我婶婶都高兴得不得了，那是上世纪30年代，两块钱能买100斤大米了。”

　　王锡良得意地从卧室的衣柜里翻出一个刚烧制完成的瓷瓶给我看，瓶身寥寥数笔青花，画的是一块岩石，一旁写着“涂成一片石，添上一棵松，安一小亭子，再请一诗翁”，别有意境。“青花要烧出来才知道什么样，上次烧了10多个，才得了两三个，这个青花烧得蛮好！”刚说完，他又不忘解释道，“我是画粉彩的，青花我是门外汉，画着玩。”

　　从13岁开始学艺，这位跟陶瓷打了70多年交道的老人身上，浸透着人生的厚重，也正因为此，他的言谈举止中自然流淌出的是谦和。

　　“满口饭可吃，满口话不说，活到八十九，不知眼睛瞎不瞎。”在一本题名为《锡良文存》精致小巧的宣纸册上，王锡良用一笔风流独到的行书写下他的座右铭。

　　他为人民大会堂江西厅创作大型瓷板画，却曾被批评连最基本的“料性”都不懂。 1959年，随着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大会堂装修完毕，年仅37岁的王锡良为自己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声誉。为他带来巨大荣誉的工作，就是为人民大会堂江西厅创作大型瓷板画《革命摇篮井冈山》。

　　“大家都起稿，题材都是革命题材，我画了一幅小的井冈山，省里的文化局长说‘这个中国画味道很足，就让他来画’。”王锡良当时所在的陶瓷工业科学研究所会聚了当时全国最著名的陶瓷艺人和陶瓷美术教授，这个结果令人十分意外。

　　这看似意外的结果来自王锡良的精心准备。江西厅在没有装修之前，曾经邀请江西和北京的艺术家们到现场征求设计意见，江西方面建议以瓷器为主，北京的画家却反对。“他们说不要把江西厅搞得像瓷器店。我听到这种说法，回来就创作了一幅中国画想试试看。”

　　从元代开始，景德镇就是中国的制瓷中心，并从明洪武年间开始设立“官窑”专为皇家生产陶瓷。但在上千年的制瓷历史中，陶瓷绘画一直只作为瓷器的装饰手段存在，一般人认为，陶瓷只是工艺品，不能算是艺术品。

　　清康熙、乾隆年间，景德镇官窑瓷器中开始出现绘有中国画图案的陶瓷作品。但国画是平面的，陶瓷是立体的，陶瓷绘画材料笔法与国画也存在差异，更需要烧制成器，想在陶瓷上呈现中国画的效果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釉上彩是画在上过釉、已经1300摄氏度高温烧制过的瓷器上，画完后再用700摄氏度高温烧一次。粉彩的颜色经过高温会发生改变，要绿色画的时候是白色，要红色画的时候是紫色。色相如何把握，都要有功力，一般的画家只能画烧制后颜色不变的新彩，画不了粉彩。”当然，在王锡良看来，这些基本的技艺并不算难，人民大会堂江西厅的瓷板画难在要画出没有画稿可循的井冈山全景，共四尺高、一丈多宽。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用现实主义题材，完成这么大的瓷板。

　　王锡良向领导要求去井冈山实地体验生活，充实画作的内容。“井冈山那么大的山，几个哨口我都是靠脚量着去。”江西井冈山著名的红军5大哨口在当年红军根据地茨坪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之间的距离大多超过30公里，王锡良带着干粮在山上一住就是十多天，足迹到哪里，就写生到哪里。

　　半个月后，回到景德镇的王锡良开始根据写生的素材进行创作，这时，距离人民大会堂安装瓷板时间已经不足3个月。瓷板画由四块瓷板组成，刚烧制完一块时就有人议论纷纷，不少人出于好意劝说他不要再画下去，而其中最尖锐的批评就是“画了20多年瓷器，连料性都不懂，还想进人民大会堂！”

　　所谓“料性”，是景德镇陶瓷绘画行业中的重要基本功，即对颜料性能的掌握，不能太浓，也不能太淡。景德镇青花“料分五色”，主要成分为金属钴的氧化物，根据含水量程度不同烧制后会呈现5个不同的色阶“头浓、正浓、二浓、正淡、影淡”，其中浓淡合宜的二浓料在传统的粉彩勾线中运用最广，王锡良却偏偏不用它，“我用的大部分都是极浓的料，画出来粗而且硬。”

　　王锡良的作品在景德镇艺术瓷厂烧制成功后，被送往省城南昌，果然引起了一些议论。王锡良被通知立即赶往南昌解释此事，“景德镇其他人画的都得到了肯定，就我的过不了关。我只能说来不及再重新画了，只有拿到北京试试看，行就行，不行也没办法了。”为了保住自己的作品，他想出一个主意。

　　“一到北京，画家们都说我画的好，瓷板就留了我这块，其他人画的都否定了。”说起这个结果，王锡良再次在我面前得意开怀地大笑起来。他创作的《革命摇篮井冈山》以其大气磅礴得到了一致赞扬，最终挂在了人民大会堂江西厅，挂了许多年。

　　由于出色完成如此重大的政治任务，37岁的王锡良，一举成为景德镇新时代陶瓷艺术的代表，当年就被景德镇市政府评为“陶瓷美术家”。

　　传统粉彩人物，往往精雕细琢，王锡良画粉彩人物，却不孤立地侧重脸形、鼻子、眉毛等处，他认为，这些恰恰是最没有表现力的地方。需要表现的只是整体画面的轮廓，无须繁缛做作。

　　他是景德镇陶瓷巨匠“珠山八友”的弟子，他也将自己的成就归功于多位师长的指点。1935年夏天，景德镇一个王姓选瓷艺人家庭，决定让自己的长子辍学到他的叔父王大凡那里学习绘瓷，以尽快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对于13岁的王锡良，画瓷开始成为谋生的手段。上个世纪30年代，作为近代陶瓷史上著名的“珠山八友”之一，王大凡已经名扬四海，他的一块小瓷板，市价是4块大洋，够三口人半年的口粮。“当时叔父有10多个学生，有家境特别好的人，每年给师父100块现大洋。”这一切，让家境困难的王锡良羡慕不已。

　　学绘瓷要从画画稿开始。一次，王锡良和学艺多年已经20多岁的大师兄一起临摹师父给的画稿“闻鸡起舞”图。画完后，趁着师兄不在，王锡良对师父感叹：“师兄画得真好，跟您画的一样，我画的真差。”王大凡却笑着摇了摇头：“他画得可以，但是很呆板，你画得差，但是很活。”

　　“珠山八友”将文人画与陶瓷相结合，开创了“瓷上文人画”的陶瓷艺术，改写了陶瓷作为工艺品的历史。其中，王大凡最擅粉彩人物，他集诸家大成，独创“落地粉彩”技艺，画粉彩人物时，不用玻璃白打底，直接在瓷胎上色料，再罩雪白、水绿。1915年，王大凡的《富贵寿考》人物画瓷瓶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获得金奖。王锡良对王大凡十分佩服，“当时，他画的东西在我心目中就像神圣之物一样，他对我说的这一句话让我受用终身。”  王锡良说起他学艺时的收获：“学画时，叔父的画稿，他的儿女王晓凡、王晓兰都留下来慢慢临摹，我拿不到画稿，全靠自己记下来画。当时可能觉得吃亏了，现在看来是得益了，从学开始，我就晓得要自己动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