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因在同一家国营瓷厂工作而引人羡慕的孙同鑫、孙立新父子没有成为例外，双双下岗。
孙立新想到了去南方打工。彼时，广东、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的民营陶瓷企业已经在细分市场，引入资本，一路扩大产业规模，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可是，他的想法却遭到父亲的极力反对。

    “父亲当时对我说，你要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厂子不行了，要想办法维持，不能一走了之。”孙立新回忆道。

    在许多像孙同鑫一样的老工人心里，国营企业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终身福利政策，如家一般温暖和亲切，接受倒闭的事实对他们来说很难。所以，不管厂里发不发得出工资，也不管多少年轻人外出打工，孙同鑫仍然每天坚持到工厂上班，想尽自己的力量将厂“撑下去”。１９９４年下岗后，他又到被私营企业主承包的红旗瓷厂里打工，一干四年，每月只领取３００多元的基本工资。只要老厂还在，他就不会去别的地方。

    然而，孙立新还是离开了，不仅因为国营瓷厂的衰落，还有景德镇日益恶化的环境。

    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之前，景德镇的瓷窑仍以燃煤为主，一根根耸立的烟囱，在铸就陶瓷文化的同时也让当地的环境不堪负荷。

    据当地政府的统计，景德镇３０多平方公里的市区里曾林立６００多根烟囱，每年消耗煤２００万吨。污染最严重的时候，每月的自然降尘量达到５４吨／平方公里，如果一年不清扫的话，烟尘可达到三、四十厘米厚，比北京年降水量的一半还多。

    “那时真的特别想离开。每天早上四、五点钟，烟囱就开始排烟了，整个城市上空黑压压一片。走在路上，每一步都能带起来一片烟尘，鼻子、耳朵里全是灰。”孙立新说。
 即便自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也不愿听“外人”说家乡的不好。１９９３年在去深圳打工的火车上，一位乘客和同伴聊天说起景德镇，称其是垃圾城市，火车经停一下，衣领就变黑了。“我一听怒火就窜上来。不错，景德镇是脏，但这是陶瓷工业造成的，黑烟灰下面是精美的白瓷器，不能否认景德镇的贡献啊！我就和他吵起来。”孙立新回忆道。

    孙立新外出的第二年，景德镇市决定淘汰煤窑，改建气窑，几年间拆改了１９０多座煤烧圆窑，拆除了绝大多数烟囱。全市每年削减烟尘２万吨，二氧化硫１．６万吨。

    复兴的梦想

    在深圳期间，孙立新在公司里搞过陶瓷设计，为酒店、高尔夫球场设计陶瓷摆件，月收入有三、四千元。

    不过，连他自己也没想到，还有机会成为室内装修的设计师。在深圳打了两年工，他又去了珠海，在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工作，第一个月就赚了两万元。

    “这要感谢傅大师。他指点我看精品，也鼓励我广泛涉猎。所以，除了学中国画外，我还看了好多其他种类的书，包括室内装修的书。看了，我就记住了。”孙立新说。

    亲眼见识了外面的精彩后，他替父亲感到惋惜。“父亲要是能来，一定能充分发挥他的专长。他是对景德镇感情太深了，搞艺术的人感情都很丰富。”

    孙立新并不是不挂念景德镇，他在等待时机。

    就在他外出的这几年，作坊式的个体陶瓷生产和销售机构又开始大量出现在景德镇的街头巷尾。一方面，这些小作坊能够迅速地调整产品结构、降低成本，适应市场需要；另一方面，它们也生产出大量毫无创新的低端陶瓷制品，在地摊上出售，折损了景德镇的品牌价值。
１９９８年，孙立新带着在南方打工赚来的第一桶金回景德镇创办了“孙公窑”陶瓷研究所。“我外出打工，不纯粹是为了赚钱，还为了丰富自己的思想。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工业间谍，不断偷学人家先进的管理、工艺和生产方式。”孙立新说。

    说是研究所，“孙公窑”看起来更像是孙立新曾祖父经营的“孙荣记”作坊，租用的是原红旗瓷厂的食堂，陈旧的工作室里堆放着工具、坯件以及成品和半成品，主要设备是花４万元购买的一座燃气窑。

    孙立新的“深圳式管理”一开始就碰了钉子。“在景德镇做事靠友情而不是靠制度。来我这里的师傅都有些资历，如果我指出他们哪里做得不好，他们会觉得没面子，不仅自己不改正，还和其他工人们串通起来不干了。”他回忆说。

    而“孙公窑”也和其他手工作坊一样，在市场大潮中摇摆。２００１年，制作现代陶艺制品的“陶吧”流行，“孙公窑”也改做现代陶艺。２００３年，现代陶艺制品滞销，“孙公窑”又回到复古路线，孙立新也重拾自己的专长——青花瓷的设计和绘画。

    现在，孙立新似乎找准了方向：“景德镇要复兴必须经过两场革命：一个是思想革命，提高工匠对世界、对市场、对生存方式的认识；另一个是工业革命，既原材料的改良和工业化生产。”他说。

    “一定要把民间的优秀设计量化投入生产，”孙立新说，“景德镇的优势在于工匠的技艺，所以不能完全放弃手工，但应该找出一条提供技术与厂家合作的路径。”他说。

    孙立新梦想着“孙公窑”能完全转到陶瓷的设计上来，进而吸引世界各地最优秀的陶艺家，再向各类陶瓷生产商出售他们的创意。

    “工业革命成功了，复兴时代就到来了。”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