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西景德镇——这个古名“昌南”，在英语中与中国同名的千年瓷都，各种售卖瓷器的大小商铺林立。孙立新的店面跻身其间，并不十分显眼，只有店门上方“陶瓷世家”的大幅题字显示出主人与众不同的身家传承。

    店内面积只有十多平方米，柜架上陈列着他亲手设计的各种青花瓷瓶。偶有顾客来访，却没有流露出购买意愿，只匆匆浏览一番就离开了。

    作为景德镇官方授匾的“陶瓷世家”第四代唯一的传人，孙立新希望自己创办的“孙公窑”不仅能重振祖上陶瓷作坊的辉煌，而且可以带动整个景德镇陶瓷工业的复兴。

    “孙公窑不只是一个作坊，而要成为一个陶艺研究所，只设计，不生产。”孙立新拍了拍在作坊工作时留下的一身粉尘。“将来，它要有花园，有池塘，有游泳池，设计人员在古典风格的环境里工作；还要环保，排放的水是清澈的，可以循环利用。”

    “‘孙公窑’要成为像‘金利来’一样的品牌。”说到自己的“野心”，他爽朗地笑了起来。

    孙立新的设想脱离了上百年来景德镇传统陶艺作坊的发展轨迹，这让他从事了一辈子陶瓷绘画设计的父亲孙同鑫觉得有些不安。然而，经历过景德镇陶瓷业几度沉浮的孙同鑫没有否定儿子的想法，因为这里早已成为年轻人闯荡的天下。
父亲指引的路

    孙立新走上陶艺之路，深受父亲影响。“孙公窑”的特长在于瓷器的精美绘画既延续古代的经典图案，又融入了现代的审美观念。孙立新画技精湛，其父孙同鑫更是擅绘青花的省级工艺美术大师。

    然而，现年４１岁的孙立新说起小时候父亲对自己的严厉管教，仍是一脸不服气的神色：“父亲总是批评我，把我贬得一塌糊涂。”

    １９８１年，在父亲的争取下，孙立新获得了父亲所在的红旗瓷厂的一个入厂指标，１３岁的他成了厂里最小的工人。

    “我要坐厂里的班车去上班，大人都同我开玩笑，不让我上车，因为他们不相信我小小年纪就成了他们的工友。”孙立新回忆说。

    红旗瓷厂成立于上世纪５０年代。历史上，景德镇从事陶瓷业的都是些大大小小的作坊，制瓷史相传长达１７００多年，在清朝鼎盛时期规模达到数千家。但随后，这些作坊跟当时的国家一样饱受战乱危害，陷入停滞。新中国成立后，景德镇采取公私合营的模式，撤并大小陶瓷工厂与作坊，陆续建立起十大国营瓷厂，集中了当时从设计、制作到画坯等各方面的精英人才，红旗瓷厂便是其中一家。景德镇的陶瓷工业在这种有计划的整合与推动下又一次步入了快速发展的通道。

    “当时，景德镇的陶瓷厂非常红火，福利好，名声大。能在国营瓷厂谋一个编制，一点不亚于现在政府部门公务员的铁饭碗，很自豪。”孙立新说。

    入厂头三年，孙立新是学徒，每天都要提早一小时上班，为师傅们烧水、泡茶、扫地、擦桌子。在中国传统的师徒关系中，这些都是学徒应尽的本分。做完这些杂活后，他才开始练习陶瓷制作的基本功——学画线条。
好的线条圆而立体，这样才能在上釉的时候挡住水。“我练习的时候，父亲会悄悄绕到我背后，猛抽我的笔。如果练得不认真、不使劲，笔会很容易被他抽走。如果发现我和别的学徒偷空聊天，他会抄起凳子就砸过来。”孙立新说。

    严密的监督与苛刻的管教令父子关系十分紧张。父亲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教育方式过于急躁，便想方设法为儿子找更好的老师。终于，孙立新在１７岁那年被辗转引荐给了一位影响他一生的人——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傅周海。

    “傅大师教学很有特点。他告诫我，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情，眼界一定要高。搞陶瓷也一样，要读好书、看好画，不能把眼界看低了。”在孙立新看来，傅周海如禅师一般的教诲“点醒”了他——陶瓷制作是一门海纳百川的艺术，而绝非普通的技术。

　　双双下岗

    正当孙立新学有所成时，瓷厂却陷入了困境。

    上世纪９０年代初，浸淫于官窑文化上千年的景德镇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落伍了。曾经承担过“人民大会堂用瓷”“毛瓷”等重要生产任务的国营瓷厂因为设备老化、产品过时、经营观念落后和来自沿海城市的激烈竞争而走向衰落，产品严重滞销。

    作为挽救措施，政府着手国营瓷厂改制，大批职工下岗或提前退休，只留下一小部分人维持工作，即使是这部分留下的职工也因为瓷厂减产而无所事事。而在全国范围内，至少三千万工人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改制中下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