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鸮形陶仓

    秦朝灭亡后，继之而起的是一个强大的西汉王朝。西汉建立后，在诸多制度上承袭了秦制，又实行了轻徭薄赋的政策，使社会经济稳步发展，农业、手工业及商业领域均取得明显进步。在“文景之治”的基础上，汉武帝又进一步采取措施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如推行“推恩令”、“中朝”制、盐铁专卖及“独尊儒术”等。在征讨匈奴的同时，西汉政府还派张骞出使西域，扩大了对外交往，丝绸之路随之产生。“北国春秋”展厅中，这件西汉鸮形陶仓的特殊造型，也与汉匈纷争息息相关。

    这件出土于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磴口县的陶仓，质地为灰陶，整体色泽较深。上部陶仓盖如鸮首冠部羽毛。上部为鸮首，双眼为凸起的半球体，显得目光炯炯，甚为威严，双目下方的喙弯曲成钩状，可谓形神兼备。陶仓的下部为鸮身，两侧羽翼收紧，双足健壮有力。鸮形线条流畅，栩栩如生，整体昂首挺胸，作振翅欲飞之状。鸮即通常所说的猫头鹰。这件陶仓就像一只暗夜中蹲坐于丛林枝干间、聚精会神等待着猎物的猫头鹰。陶仓为汉墓随葬器物，用于盛装粮食，出土器物中常见盛放有粮食。鸮形陶仓多见出于汉代河套屯垦区，此地作为汉朝对匈奴作战的前哨地区，粮食的生产尤为重要，因而对于粮食也更为珍惜。猫头鹰为鼠类天敌，将陶仓制作成鸮形，体现了当时人们重视粮食生产、期盼五谷丰登的美好心愿。     

    ■唐代瑞兽葡萄纹铜镜

    唐代在我的脑海中，总像是一席琳琅满目的珍馐美馔，各种风味齐聚于长安城内，然而大唐又不仅仅是坊间酒席上的聚合。大唐壮哉，大唐美兮，异于其他朝代的雄壮与开阔，全都源于唐代的对外开放与交流。

    唐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活跃，通过丝绸之路传来的纹样中有禽兽与葡萄组合的图案，葡萄因其硕果累累、枝繁叶茂缠绵不断，象征生活富足美满，子孙后代繁荣昌盛。唐代开始在艺术构图中大量使用葡萄纹，当时的铸镜师把中国铜镜上流传的瑞兽纹样和从外国传来的葡萄纹样巧妙结合，融为一体，形成了自己华丽丰满、自由舒展、明快清新的民族艺术风格。因此，瑞兽葡萄纹铜镜不但是当时人们生活的必备用品，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成果。它是盛唐时期铜镜的代表作，堪称铜镜中的艺术奇葩。

    这个铜镜镜面较大，镜体厚重，其正面平坦光滑，镜背中心为一蟾蜍钮，高线圈将镜背分为内外两区，内区为瑞兽葡萄纹饰，四只奇异灵秀的瑞兽，环钮同向奔驰于葡萄枝蔓间，形态逼真，生动活泼。外区飞禽姿态各异，有的振翅欲飞，有的俯冲扑食，飞鸟间绕以葡萄叶实，加以间隔和点缀，边缘一周团云状纹饰。整个铜镜铸造精良，背面高浮雕纹饰给人以精致和有力度的美感，体现了唐代高超的制镜工艺水平和艺术审美情趣。柔长的蔓枝、舒展的花叶、丰硕的葡萄果实、生动活泼的禽鸟，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祥瑞图案，展示出盛唐时期的雍容华贵、兼容并包。     

    ■辽代银丝网格木围棋盘·瓷棋子

    围棋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瑰宝，体现了中华民族对智慧的追求，古人常以“琴棋书画”论及一个人的才华和修养，其中的“棋”指的就是围棋。围棋，在我国古代称为弈，在整个古代棋类中可以说是鼻祖，相传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据《世本》所言，围棋为尧所造。晋张华在《博物志》中亦说：“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尧舜是传说人物，造围棋之说不可考，但它反映了围棋起源之早。人大博物馆中的这副银丝网格木围棋盘以及附带的瓷棋子，不仅年代久远，而且做工异常精美，与之前笔者所见辽代器物的粗犷、朴质，大相径庭。

    棋盘为正方桌形，盘表面四周围有内斜外直的边框，棋盘四角和四边中部共有八个支脚，其下以四根木条相连的边框作底，在棋盘每个侧面形成两个如意形镂空。棋盘纵横各19道，由银丝镶嵌组成324个棋格。棋盘四角上部以镂空银片作包角，包角纹饰为珍珠地，其上为雕刻的缠枝草叶纹，线条富丽流畅，展现了当时高超的雕刻技艺。银片包角用铜质铆钉钉于桌角，与做工细致考究的上等楠木稳重的质感相得益彰。

    棋子为瓷质，尚存96枚，正面为人面图案，形象奇异生动。棋子直径2厘米，厚约0.6厘米，其中白釉棋子51枚，酱黑釉棋子45枚。棋盘和棋子均保存完好，整体造型端庄古雅而又不失风趣活泼，是反映辽代社会生活的精品。

 　■辽代人物木牌

    这是一套披着神秘面纱的藏品。对于这套浮雕彩绘木牌的用途，目前只是推测。浮雕彩绘人物木牌共一套8件，征集自内蒙古赤峰地区。博物馆魏教授告诉我，图中这个木牌中的人物，经过鉴定可知是佛的护法神韦陀。整套木牌为柏木质，团扇形，下有半如意座。人物刻画采取浅浮雕形式，后施以彩绘，其中四人头偏向左，另四人头偏向右，脚下皆踏三朵祥云。每个木牌祥云图案的上方都有一个直径约5毫米的小孔，推测可能用于悬挂。木牌上的人物形象各异，栩栩如生，有文官持笏，面目平和；有神仙持法器，表情威严；有的手握兵器，状态神勇；有的身骑异兽，神情飘逸。从人物左衽、圆领、束发、皮帽等服饰细节看，不但体现了契丹民族自身的特色，同时也表现出了浓厚的佛教色彩。

    这类木牌在考古发现中较为罕见，目前仅在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辽兴宗兴陵陵区的耶律弘本墓中发现了三块，其质地、尺寸、风格与此木牌极为相似，其中可能存在一定联系。推断木牌也许正是钉在墓葬壁画上方的墓壁之上，八个人物注视着主人安息之地，保卫逝者的安宁生活，以起到镇墓作用。该木牌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其上人物的具体所指以及木牌的真实用途，目前只是推测，有待于更加深入的研究。     

    ■辽代释迦牟尼木雕坐像

    自东汉《四十二章经序》记载佛教传入中国起，佛教在中国从民间到皇家，几兴几灭，却以强大的生命力，在历朝历代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历代佛教造像就是很好的证明。

    辽代佛教造像质朴健美，在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上都独具特色，它一方面继承了唐代造像典雅端庄的遗风，吸收了宋代造像写实的手法，同时又融入了契丹和北方地区传统的审美情趣和表现技法，因而在整体风格上体现出多元文化融合的特点，展现出辽代造像独特的文化艺术风貌。

    雕像表现为释迦牟尼坐于三层莲花宝座之上，头饰螺发，顶现平缓肉髻，头微前倾，面容丰满秀逸，额部有白毫，双目低垂，鼻梁高直，与眉脊连接，嘴唇轮廓显著，嘴小，神态娴静安详，微带笑意，手势为说法印。佛像内衣胸部以下束带，外着通肩衣式，衣褶流畅柔美，质感较强。释迦牟尼所坐莲座之下，为一躬身坐龙以首与单手擎举莲座，龙身粗壮，三折而坐于梅花形木台上，龙首眉脊突出，张口吹须，面相凶猛。雕像通体施红绿彩绘，保存较好。雕像静置于展厅一隅，为典雅静谧的展馆增添了几分肃穆。     

    ■蒙古装陶俑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元朝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朝代。从铁木真在斡难河被推举为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到他的孙子忽必烈建立元朝，分裂割据、群雄并起的中华大地再一次趋于统一。正是在那些统一天下的日子里，无数士兵征战四方，他们的形象也深入人心，被能工巧匠留在历史的记忆中，今天依然可以为我们所认知。

    这个陶俑是一个元代士兵的形象，身着典型的蒙古族装束。头上一绺头发覆盖在前额，左右两侧的头发编成辫子，再绕成两个大环垂在耳朵后面，是元代男子上自皇帝下至百姓都梳的“婆焦”样式。头戴笠子帽，身穿长袍，交领窄袖，中间有一道缝线，在腰部有很多衣褶，这种衣服很方便骑射，是出外骑乘时常穿的服装。

    陶俑面部扁平，眉眼细长，体态魁梧强壮，腹部微微突出，是典型的蒙古族男子形象。他表情严肃凝重，左臂自然下垂，右臂抬起手伸向前，手部已经缺失，但从姿势来看似乎手执盾牌之类的武器。陶俑质地为灰色素陶，陶质坚硬细腻，不施彩绘，完全靠雕塑语言表现人物，五官精雕细刻，服饰刀法粗犷，可谓刚柔并济，张弛有度，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     

    ■清代东布壶

    明清时期，中国的封建王朝发展到了最后的阶段。明朝先闭关后封贡，使蒙古高原与内地建立起广泛的交流。到了清朝，北部边疆的民族团结和经济发展都得到促进。在这个时期，很多域外事物也在中国生根落脚。东布壶就是这样一件容器。与今天追逐时尚的人们不同，这件域外传入的生活用品，广为传用的原因除了美观，最主要的便是它的实用性。

    东布壶源于中亚地区的多穆壶，是中亚民族使用的容器，元代传入蒙古草原后，又传入中原。清代以来，东布壶在中原地区逐渐消失，但在蒙藏地区却广为流传，家家使用。东布壶主要用以斟白酒、奶酒、奶茶等，多数为铜质和木质，少数为银质和金质，是蒙古族最喜欢的酒具。

    这个东布壶壶体上部稍细，下部略粗，呈宝塔状。壶身用紫铜锻造而成，上部流口处为僧帽状，壶口和壶身均有錾花银箍作为装饰，以朵云形为基本图案，花纹华丽富贵，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壶身一侧有如意形活动式柄手。整个东布壶形制优美，做工精良，是难得的北方民族藏品。     

    ■清代黑缎绣花长坎肩

    清宫戏看得多了，我对于满人服饰的特殊形制已大体了解，却鲜有亲眼见识的机会，何况这件清代黑缎绣花长坎肩是如此肃穆，又如此艳丽，将清代女子的端庄与秀美，结合得天衣无缝。

    该服饰质地为黑色缎底，前大襟主体由上至下绣六组对称折枝花样，多为牡丹、菊花、桂花、兰花等富有吉祥寓意的花朵，红绿相间，象征花开富贵。侧身处与主体间隔开来，绣有凤鸟繁花，色彩明快艳丽，寓意吉祥长寿。襟边、领边均以金色镶、滚、绣等为饰。领口处为红色镶黑边，仍绣繁花，领内侧为蓝色衬布。衣服样式为左侧斜襟盘扣立领长身坎肩。

    这种衣服是清朝入关后衣外加衣的做法形成的样式，当时服饰造型追求完整严谨，呈封闭式盒状体，形象肃穆庄重，清高不凡，因而独树一帜，突破了几千年来飘逸的塔形衣冠，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形象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