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中的范毓宾能从事这种贸易，在于其祖父范永斗在明亡之前就曾与满人有贸易关系，清建立之后被封为八大皇商之一。康熙年间，康熙带兵平定噶尔丹叛乱时，范家承担运送军粮的工作，为政府节省费用600万两白银。范家从事对日贸易达70余年，但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由于经营不善，严重亏损而被抄家。其他从事这一行业的数余晋商受影响，船帮由此转衰。
“驼帮”是从事对外蒙古、俄罗斯茶叶贸易的商帮，因用骆驼作为交通工具故名。这种贸易明代就有，但真正繁荣起来，成为“帮”是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两国签订《尼布楚条约》之后。《尼布楚条约》规定了“嗣后往来行旅，如有路票，听其交易”。这为中俄贸易创造了条件。晋商在湖南、湖北、福建收购茶山，加工成俄罗斯人民需要的砖茶，出口到外蒙古、俄罗斯，换取皮毛、牲畜等。这种贸易迅速发展，每年的销售额在500万-600万卢布左右，利润高达一半。几乎所有晋商都从事这种贸易，其中以常家、渠家和曹家最大。同治年间，由于俄罗斯强迫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茶叶贸易衰落。十月革命后，茶叶贸易结束。
“票帮”是在原有的典当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第一家票号日升昌成立于道光三年(1823年)。以后全国共有票号51家，其中43家为山西人所办，总号在祁、太、平三地者共41家，仅平遥就有22家票号，因此，平遥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晋商的票号分号遍及全国，甚至国外，被称为“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票号存在的100年间是晋商最辉煌的时代，所以，也有人用票号来代表晋商。
晋商被称为“天下第一商帮”首先在于其从商历史最长，作为商帮活动的时间也最长，在经商中实现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成为富可敌国的商人。但更重要的是，晋商的财富主要不是来自政府给予的垄断权力，像徽商和粤商那样，而是来自于自己的奋斗。因此，他们经商致富的过程也是带动各地经济发展的过程。
在内蒙古包头市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说法。这种说法是总结了乔家在包头经营商业，建立了复字号连锁商业，而后带动包头经济发展的事实。其实，不仅包头，整个内蒙古的经济发展都有晋商的贡献。从明代中期开始到清初达到高潮的走西口就是山西人开发内蒙古的历史。山西人到内蒙古从事农业、经营商业，是内蒙古历史上重要的一段。在辽宁也有“先有曹家店，后有朝阳城”的说法，这反映了晋商曹家对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晋商把商业做到全国各地，就带动了各地经济发展。包括北京、东北、西北，甚至南方各省都受惠于晋商。对经济起过如此重要作用的商帮，十大商帮中只有晋商。
晋商更为突出的一点是在长期的经商过程中建立了一套相当完善的企业制度，在十大商帮中只有晋商做到了这一点。这套制度当时相当先进，今天看来也不过时。这些制度中最重要的是股份制。晋商在嘉庆、道光年间开始采用股份制，道光元年是1821年，所以晋商实行股份制应该是在19世纪初。
以后，晋商的企业逐渐普及了股份制，19世纪初产生的票号都采用了股份制。而且，晋商当年的股份制并不比西方落后，已经初步具备了现代股份制的三个基本特点：股权多元化、有一个相对控股的大股东，以及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其次，晋商实行“用乡不用亲”，这就可以把家族式管理转变为制度化管理。由此又形成了一套相当完善的内部管理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