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0月30日，山西的大德玉等22家票号在北京德昌饭店设宴欢迎从海外回来的梁启超先生。梁先生即席演讲说：“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吾有此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的山西商业，鄙人常以自夸于世界人之前。”梁启超先生为什么如此称赞晋商？晋商为什么被公认为“天下第一商帮”呢？

　　林林总总的电视剧、电影、小说等各种文艺形式已经把晋商演绎得淋漓尽致。这些文艺作品再现了晋商当年的辉煌和晋商的精神，使晋商在新时代成为一代企业家的楷模。当然，文艺作品毕竟不是历史现实。大话式的历史多了，难免让人产生误解。比如，几乎所有文艺作品都以清代晋商为原型，让人误以为晋商就是留辫子的清人。其实正如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所说的，中国的商业起源于盐，中国最早的商人是从事盐业贸易的山西人。从春秋战国甚至更早之前，山西人就有经商的传统，并有了发达的商业和成功的商人。晋商作为一个商帮是在明初实施“开中制”之后形成的。我们研究晋商可以略去明代之前山西商人经商的历史，历史上所称的“五百年晋商”，是从明代开始，这就是我们研究的起点。

　　明代之前的山西南部(包括现在的运城市、临汾市、晋城市、长治市)是一个富饶的地方。盛产盐的盐池就在运城，临汾、运城是产粮区，晋城、长治早就有发达的冶铁业和丝绸业。山西商人最早是在这一带从事经商活动，“开中制”实施之后这一带的商人利用早已从事粮食贸易和离盐池近的优势，从事盐业贸易，形成晋商。在明代中期，“折色制”取代“开中制”后，这一带的商人又利用明政府开放北部边疆贸易的机会，从盐业转向多元化贸易。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形成了商帮。《长芦盐法志》所记载的五个纲中，泽潞之纲、平阳之纲和蒲州之纲，都是属于这一地区的。至于从事其他贸易的商人，所形成的行业公会，在外地所建的会馆就更多了。

　　明代晋商和以后的徽商有两个共同之点：一是以盐业为主业；二是依靠官商结合成功。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一些晋商大户，如灵石王家大院的主人王家，阳城皇城相府的主人陈家，都是明代亦官亦商的大户人家。

　　当然，最出名的还要数蒲州的王家和张家。王家创业的一代是王现和王瑶兄弟。第二代王瑶的三子王崇古在嘉靖二十年(1541年)中进士，历任兵部右侍郎、宣大总督等职，其兄王崇义为大盐商。张家创业的一代是张允龄。第二代张四维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中进士，张居正时其任内阁大臣，张居正去世后其任内阁首辅，其弟张四教也是大盐商。而且，王崇古是张四维兄弟的舅舅。他们两家联合起来，成为富可敌国的大商户。明人王世贞说：“四维父盐长芦，累资数十百万。崇古盐在河东。相互控制二方利。”河东巡盐御史郜永春曾上书皇帝说“河东盐法之坏由势要横行。”并要求“治罪崇古，而罢四维。”当然，此事最后不了了之。“折色法”实施后，也是张四维和王崇古共同促成了开放北部边疆贸易。张王两家第二代的官商结合使财富“不止十倍于初期”。

　　到明末以后，这一代晋商基本衰落了，而且，与清代之后的晋商没有什么直接的传承关系。如果说有什么关系的话，那就是清代晋商继承了明代晋商的精神。明代晋商王现在遗嘱中给子孙留下了“利以义制”的商业精神，清代晋商把这句话改为“以义制利”，作为商业活动的理念，这成为贯穿于晋商的一条红线。

　　清代晋商的中心在今天的晋中(祁县、平遥、太谷)，都是白手起家的。他们所从事的行业也相当广泛，但中心是船帮、驼帮和票帮。“船帮”是从事对日本贸易的商帮，因用船作为交通工具故名。当年与日本贸易主要是用中国的瓷器、丝绸、文房四宝等与日本交换铜。这种贸易据《东倭考》记载，“大抵内地价一，至倭可得五；及回货，则又以一得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