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讲述戚继光练兵的故事之前，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海盗的问题。郑和下西洋以后，海上贸易与日俱增，而海盗也日见猖獗。本朝无力维护海上治安，遂采取海禁政策，也因此断绝了自唐朝以来整个贸易产业链（渔业、手工业、造船业、商业）相关从业人员的生计，致使这些贸易转入地下，商业纠纷无从解决，便转化成武力冲突。如此，海盗之乱不减反增，成了本朝嘉靖年间的一大祸患。官方沿袭了历史上对日本海盗的称谓，以倭寇论之。事实上，此时倭寇团伙的成员并不仅限于日本人。《明史?日本传》有“大抵真倭十之三”一说，朝鲜正史《世宗实录》亦有“其间倭人不过一二，而本国民假著倭服成党作乱”云云，可见倭寇成分之复杂。在各路倭寇团伙中，不仅有日本人，还有朝鲜人、暹罗人、中国人，以及从欧洲各国漂洋过海来到此间的冒险家们。而他们所抢掠的对象，已不是海上的船只，而是陆上的城市。

　　当时最著名的倭寇头领名为王直，此人出生于中国徽州府歙县的商人家庭。自嘉靖十九年（1540年）起，王直伙同徐惟学、叶宗满等人打造巨舰，从事非法贸易，牟取暴利，逐渐成为中日之间的海上霸王。他以日本平户（今日本长崎县）为基地，一边在国内招集亡命之徒，一边勾结日本浪人，多次向中国沿海地区发动攻击。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王直吞并广东海盗陈思盼团伙，与福建漳州、泉州之倭酋勾结，率领数万人驾船自浙江舟山、象山等处登岸，流劫于台州、温州、宁波、绍兴之间，攻陷城塞，杀掠居民无数。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三月，王直纠集广东、福建、浙江各路倭酋大举进攻，攻陷浙江昌国卫（今浙江象山昌国乡）；四月，入侵苏州和松江等地，破上海县，在江阴肆意劫掠，并进攻乍浦；八月，洗劫金山卫（今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卫镇），犯崇明、常熟、嘉定。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正月，自太仓一路烧杀劫掠至苏州，攻占松江；四月攻陷嘉善，破崇明，进入崇德县；六月，经吴江抵达嘉兴，洗劫一空后回到柘林（今广东饶平县）。至此，王直已经彻底走向了勾结国内外贼人掠夺中国社会财富和杀戮中国同胞的道路，成为臭名昭著的海盗巨头。我们不禁感到诧异，同样是中国人，何以化身为倭寇，竟如此穷凶极恶呢？

　　二

　　尽管这些海盗来自不同的国家，但就他们各自所在的团伙而言，却并非乌合之众。他们所使用的船只，最大的长达一百尺，宽达三十尺，船壳厚达七寸，超过了明朝战舰的规模。他们的势力范围包括日本列岛至暹罗湾的大片海域和海岸线。他们常常集结三五十艘大小船只跨海作战。在他们的凶焰最为高炽之时，甚至有两万人盘踞在占领区内的军事要地。本地居民在威逼利诱之下，也有不少人加入他们的行列，而另一些人则被押送到日本做奴隶。据史料记载，不论作战还是宿营，海盗头目对他的组织成员都能够施以极其严格的纪律管制。他们不断地以寡敌众，击败了数量上占优势的明朝官军。

　　在入侵的初期，他们几乎战无不胜。其中的缘故，不仅在于武器的精良和战术的灵活，更在于他们受到过日本武士的训练。他们能够娴熟地使用双刀，并且和近旁的伙伴保持密切的联系，互为呼应、协同作战。这种双刀的长度不过五尺，然而若在一个武艺高强的海盗手中挥舞，只见刀光闪闪，“上下四方尽白，不见其人”，可以在一丈八尺的距离之内杀伤对方。他们的基本战术是，派遣三十人以下的小股部队进入村落，该部队具有令行禁止的组织性，协同的信号则是令人战栗的海螺声。他们善于使用当地的向导，并熟练地运用侦察和警戒手段，有层次地展开兵力。很多时候，他们会以佯攻、驱使难民在前面奔跑等方式，造成官军的困扰和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