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透露出代工产业的辛酸。从1992年开始投资大陆，鸿海虽然也曾经历竞争者专利控告及“血汗工厂”之法律诉控，但是最终找到了合法的成本管控模式，赢得了代工客户信心。但是，近年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世界工厂”制造成本上涨，同业竞争加剧，未来“商业秘密”数据若得不到强力规范，市场必将大乱。
在大陆屯兵十多年，富士康对于大陆十多年来的变化了然于胸。中国大陆在“十一五”计划中，强调自主知识产权的建立，这鼓舞郭台铭决定全面捍卫富士康的“智慧财产”。2007年9月6日，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在第十一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中向时任副总理的吴仪简报，主题是“从大陆粗犷型经济，转化细致化经济的台商因应之道”，来说明如鸿海这样的大型公司如何以投资专利与科技，来配合中国产业未来的自主创新发展。
“打官司，是高科技的象征！”这是郭台铭最有霸气的名言之一，但是要想在中国大陆打赢知识产权官司，郭台铭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他自己也说，“如果连我们富士康都打得这么辛苦，那其它公司怎么办？！”所幸对富士康的“好消息”是，在查扣比亚迪的惟有的两部计算机的内存之中，发现了更多复制富士康文件的记录，而且有的数据连台币的单位都没有改。
另一方面，郭台铭其实借此诉讼向全球大厂的操纵策略宣战。
尽管富士康一直拥有大规模成本的优势，但是诺基亚不想完全依赖富士康，比亚迪就成为了诺基亚制衡富士康的力量。这在业内几乎成了公开的秘密。分析师指出，站在诺基亚的立场，诺基亚自然希望能多出现几家代工符合其要求的企业，越分散越好，选择的空间大一些，欧美大厂本身的采购人员可以增强其对订单的议价能力。这也给比亚迪这样的后起之秀带来成长的机会。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后进者为了成长采用一些非法手段、中国市场的商业机密可以互相抄袭，也就给予外国大厂肆意“压价”的可乘之机。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台湾地区也曾经历“仿冒品”、“盗版软件”满天飞的时代，而富士康目前在中国大陆的维权经历，就像是十年前台湾经验的翻版。90年代，每次在台湾地区“立法院”通过著作权法、专利法等知识产权法规的修正案时，总引起“国会”的激烈对立与冲突。“长痛不如短痛。只有当局抛弃自以为是的‘义和团心态’，坚持遵守一定的游戏规则，企业才有可能真正创新。”台湾陈长文律师如此说道。
在富士康每年一次的集团知识产权申请表扬大会上，郭台铭曾经讲过一个“一根扁担”的故事：有一位经济学家五十年前从四川家乡出来时，看着挑夫用一根扁担挑行李赚钱，而五十年之后他重回家乡，看见挑夫们仍为了几元人民币争抢客人而打架。郭感慨地说，肩膀到大脑的距离只有不到十公分，但是五十年都没有进步。
鸿海65万名员工必须每天和成本竞赛，但是郭台铭希望10年之内，65万员工之中，有五分之一的员工是工程师及管理者。这也是为什么郭台铭近年来在大陆加紧知识产权申请的原因之一。他勉励大陆员工要往“脑力”发展，有趣的是，当郭台铭讲完那个故事紧接着颁奖时，有一位残障的专利得奖者，郭台铭问他是哪里人？他洪亮地回答，正是重庆人。台下不禁大笑。
现在，富士康正从深圳基地往大陆内陆移动，也在北京、南京等都打造软件园区，来提升制造的“知识含量”和“科技含量”。大陆产业在转型，富士康也在转型。状告比亚迪，正是郭台铭测试大陆大环境是否鼓励企业往知识产权方向转型的“探路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