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礼记·大学》

　　西方的民主制度，似乎完美无缺，让国人膜拜不已，要知道，希特勒可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合法领袖。从民生上说，希特勒是全世界第一个提出让每个国民都能买小轿车的人。从动机上说，是为了本民族的强大，希特勒的种族主义思想在西方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希特勒这个魔鬼的产生，同“落后、愚昧、腐朽、残酷”的东方文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拥有纯正的“先进、文明、发达、仁慈”的西方文化的血统

　　中国人在鸦片战争所遭受的失败，最终产生了文化上的强烈自卑，这种自卑严重影响到中国人对于西方文化的判断。当自身的一般价值几乎荡然无存，或者被怀疑毫无价值的时候，因空虚而产生的填充渴望，往往使人失去判断力。尤其当财富的差异悬殊到高不可攀的时候，企图斩断自身历史，换一个“出生证明”的做法就屡见不鲜。这种现象在辛亥革命后的100年间被不断重复。无论如何，中国近30年来在财富方面的成就，其意义不可低估，它使自卑得到缓解，由此可以用更长远的目光观察历史和世界，也由此可以更加客观地评价西方文明。

　　孟子有云：“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

　　李东生也讲过一句话：20年前中国企业家不看西方管理的书籍，那是无知；20年以后，如果还看西方管理书籍，那就是无能了。

　　秦合舫认为“世界经济从英国制造发展到美国制造，再到日本制造到中国制造，每次转移，无论经济形态还是企业的节奏和所处环境，都面临新的条件，肯定应该相应地产生新的管理模式。中国现在是经济转移的承担者，这个新模式也可能由我们首先发现，向外推广，有可能变成世界的。”[1]

　　成中英教授以《易经》为基础，以中国传统智慧与西方科学精神的融会贯通为目的，以“中国管理科学化，管理科学中国化”为宗旨，以集科学、文化、艺术三位一体为特征，注重管理功能与中华文化资源(尤其是哲学智慧与道德价值)的整合与组合，创造性地提出“C理论”。

　　“C理论”是体察中西文化的差异、东西方社会组织的差异、东西方哲学思维方式、价值体验和历史经验的差异，并运用中国《易经》之哲学思想，而创新研究能学术成果。它将中国传统学术七家(易学、儒家、道家兵家、墨家、法家、禅学)之言渗透在各部分管理的功能与整体的管理体系之中，不但成为管理功能的智性资源，也成为管理者发挥管理功能时的德性资源；进一步修正了微观经济学缺少人本或人文主义的思考特质，使管理更能符合人类整体发展的需求和理想。这是中国管理学的奠基之作。

　　C模式遵循C理论的哲学思想，把抽象的《易经》哲学和百家文化，结合西方管理体系，创建出适合中国本土企业实用的管理模式，使中国拥有了国际科学领域学术体系范畴的管理模型。

　　C模式使人们重新阅读、重新认知传统文化经典，从经典中领悟管理哲学的意蕴，并使这些焕发新机的管理思想，特别是《易经》管理精神，应用到现实的管理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