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康收集的三畏堂瓷器

　　说起自贡的历史文化不得不提到盐，而讲自贡的井盐就必须说四大盐业家族。1853年，太平军攻陷南京，两淮盐路断绝，百姓无盐可食，咸丰皇帝一纸令下，拉来了“川盐济楚”的帷幕。

　　这纸文书不仅让两淮百姓有盐可食，也大大刺激了自贡盐业的发展，大批盐商在此时崛起，“积巨金业盐者一千七百余家。”在这些盐商中，王三畏堂、李四友堂、胡慎怡堂、颜桂馨堂实力最为雄厚，并称“四大家”。

　　王朗云是王三畏堂的发家人，带领王家走向最鼎盛的时期，四川总督丁宝桢称其“富甲全川”。同治二年，他官居二品，三代一品封典，加按察使衔，显赫一时。第二年，王朗云53岁生日时，翰林院修编赵树吉、上书房总师傅贾桢、工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瑞常、工部虞衡司主事赵熙亮等大员登门贺寿，轰动朝野。

　　这些都是历史资料上记载的，而市民杨康日前则声称，我有王朗云用过的瓷器。

这些瓷器对研究自贡盐业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全自贡没得哪个有我的多”

　　记者在自贡张爷庙见到了杨康的宝贝——7个清朝青花瓷盘，1个为直径25厘米的外天青内青花瓷盘，4个直径19厘米彩色青花瓷盘和2个直径9厘米普通青花瓷碟。其中最为名贵的是一对完好外祭蓝内青花五福捧寿盘，曾代表我市对外展出。“（五福捧寿盘）是自贡最好的三畏堂青花瓷。”杨康言语中透着自信，“全自贡没得哪个有我的多。”

　　记者看到，除了一对五福捧寿盘和一对普通青花瓷碟完好外，另外的内外祭红瓷盘、外梵红描金内青花瓷盘和最大的天青青花瓷盘都有瑕疵。每一个瓷器的底部都印有“三畏堂制”字样。

　　“古时候，一定地位的大家族会定烧一批瓷器，重大节日和庆典才拿出来用。”杨康说，他查阅过许多资料，基本可以推断出，这些瓷器应该是同一时期烧制的，“应该是王朗云大寿前在江西景德镇定烧的。”

　　听到“风声”就拜访求购

　　杨康介绍，他十分喜爱收藏，特别是对三畏堂的老物件情有独钟。1998年，杨康得到消息，檀木林影剧院后附近一户居民手中有一对三畏堂的瓷器，他上门求购。“祖传的，不卖。”对方是一位大娘，自称王家的后人，以“传家宝”为由一口回绝了杨康。

　　“看都不拿给我看一眼。”第一次登门求购碰壁并没有击退杨康的热情，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他数次登门，也不提买瓷器的事，只是央求大娘拿出“传家宝”让他开开眼，并与大娘拉家常，聊王家当年辉煌。数次之后，杨康博得大娘的好感，他趁热打铁，提出想买下来，并承诺不是用于买卖，而是确实喜欢，用来收藏鉴赏。大娘见他态度诚恳，便将这一对祭蓝五福捧寿盘卖给了他。

　　终于得偿所愿的杨康喜不胜收，每天都要拿出来鉴赏，越看越喜欢。同时，他心里也萌生出一个想法：当时，王家为自贡首富，对研究自贡盐业发展具有重大价值，自己何不将三畏堂的瓷器收集起来，“为自贡的历史文化提供一项佐证。”

　　此后，杨康尽力收集三畏堂瓷器，只要得到消息，哪怕只是一些“风声”，他都会登门拜访，先和对方打好关系，然后再提出求购的意向。“有两个是在酒桌上买下来的，把对方喝高兴了，才松的口。”

　　“听说有一个黄色的，但一直不晓得在哪儿。”杨康说，有消息称还有一个祭黄色瓷盘出土，他四处收集信息，前后历时几年时间也没有见到，一直是他的一个心病。

　　多人开价都不愿转让

　　“古玩界有古玩界的规矩，相互间不能说买卖，只能转让，而且要卖家开价。”杨康说，陆续有人听说他有自贡最全的三畏堂瓷器，许多人都向他提出过意向，但他从来没有开价，“不得卖，这是我的心头肉。”其中不乏他的朋友，每次都被他拒绝，“他们问了很久，拒绝了过段时间又提出来，我拿着脑壳痛。”

　　“我都问过他转让一个给我。”省考古咨询师杨源表示，曾向杨康提出希望能够购买一个，但也遭到了拒绝。当天，也是他第一次有幸鉴赏到杨康收藏的全部三畏堂瓷器，“这是我看到的数量最多，色彩最丰富的三畏堂瓷器。”

　　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提到自贡的精神文化必须说到盐。”杨源表示，这些瓷器对于研究自贡盐业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这些瓷器，可以反映出当时盐商生活的奢华水平，以此可以推断出我市历史上盐业的发达。”

　　五福捧寿盘应该是用于寿宴的一种器皿，“五福捧寿是吉祥用语，一般是用于大寿。”杨源说，这批瓷器在全国范围来说，是三畏堂瓷器中比较稀少的，“属于上品。”定烧青花瓷比普通青花瓷的工艺手法更为复杂，费用更是高出数倍，特别是全彩瓷器，“上釉色非常费时费事，特别是蓝色，手续更为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