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陶瓷
扬州海港时代的见证
物证：长沙窑青釉模贴雁纹瓷执壶(口径7.9厘米，高19厘米)
这是1990年于扬州市西门贾庄唐井出土的一件唐代瓷器。壶通体施青黄色釉，釉色莹润，壶腹堆贴模印飞雁纹，飞雁流动，印纹精美。这是唐代长沙窑典型产品。长沙窑是中唐时期突起的瓷业新星。
在扬州出土文物中，唐代陶瓷是一大亮点。上世纪70年代以来，扬州城市遗址考古发掘中发现了数量巨大、品种丰富的贸易陶瓷标本和器物。唐代扬州陶瓷不仅数量多，品种丰，而且集中的窑口全，南方的越窑、婺州窑、宜兴窑、寿州窑、长沙窑，广东的汕头等地的窑厂和北方的河南巩县窑、密县窑、邢窑、定窑等等各个窑口瓷器都汇集扬州。而且这些贸易陶瓷品种的基本构成，与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地同时期著名盗匪港口城市城市遗址出土的中国外销陶瓷品种完全一致。
唐代贸易陶瓷汇集扬州，是因为扬州其时是东南著名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港口城市。隋唐时期，伴随海上丝绸之路和大运河等交通大动脉的发展、兴盛，扬州达到了历史上极盛的巅峰，成为唐朝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不仅是南北粮、草、盐、钱、铁的运输中心，也是珠宝、香料、陶瓷等奢饰品集散地。其时，商胡往来，沟通东西，扬州连接着东亚、南亚、中亚、西亚、小亚细亚、北非、西欧、北美等地的商旅和文化。
宋代陶瓷
河运经济繁荣的表征
物证：哥窑青釉梅花式洗(高3.2厘米，口径10.5厘米)
这是故宫博物院所藏宋代的青釉梅花式洗，通体施灰青色釉，釉色莹润，釉面布满黑、黄两色大小纹片，俗称“金丝铁线” ，这是哥窑瓷器典型的开片纹装饰。开片肌理错落有致，妙趣天成，别具一种古朴、自然的审美趣味。
两宋时期是中国瓷器生产的重要发展阶段。由于帝王的重视，文人的参与，高品质生活的需求，瓷器生产无论从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有明显的提升。重视造型的精巧，追求淡雅的色彩和如冰似玉的质感成为社会风尚。在这样的背景下，不仅产生了官、哥、汝、定、钧五大名窑，而且北方的耀州窑、鹤壁窑、磁州窑，南方的景德镇窑、龙泉窑、吉州窑、建阳窑等窑场都给社会提供了大量优质产品。
在这次展览中，扬州的宋代陶瓷虽有一些景德镇窑、吉州窑瓷器，但相比唐代扬州陶瓷状况，显然不具优势。不过，北宋时期的扬州尽管比之盛唐稍有不及，然而北宋时期的扬州承唐余风，经济地位下降得并不厉害。北宋定都开封，然其经济腹地却在江南，因此，北宋中央机构对运河的依赖更甚于唐代。所以尽管北宋扬州城池下，辖境也大大缩小，却依然保有全国贸易中心的不二地位。此时扬州，不但运河文化依然兴盛，更突出的是以王禹偁、包拯、韩琦、欧阳修、刘敞、苏轼等位代表人物的士大夫文化的兴起。全国贸易中心的地位和士大夫文化的兴起，这些极可能体现在扬州的陶瓷上，但是，南宋作为军事基地的扬州，毁于战乱便是文化的宿命。陶瓷亦当如此。
元代陶瓷
迷离多变的时代之象
物证：霁蓝釉白龙纹梅瓶(高43.5厘米、最大腹径25.3厘米)
这是流传自扬州民间，后为扬州博物馆所藏的元代梅瓶。此瓶小口、短颈、丰肩，瓶身通体施霁蓝釉，云龙、宝珠施青白釉，釉色对比鲜明。一条白龙追赶一颗火焰宝珠，衬以四朵火焰形云纹。此器造型秀挺，釉色净润，纹饰精美且又生动活泼，气势磅礴，是梅瓶中的极品。
蒙元时期，景德镇制瓷中心地位确立，同时，青花瓷也进入大规模生产。霁蓝器是元代景德镇生产的新品种。当时霁蓝器的废品率较高，温度低了，釉色发黑，温度稍高就会出现流釉现象。烧制一件完美梅瓶，不仅需要成熟的技术，也需要很好的运气。扬州的元代霁蓝釉白龙纹梅瓶，发色“蓝如宝石”，代表了中国元代景德镇同类器物烧造的最高水准。中国元代白龙梅瓶目前存世共3件，最大的一件在扬州，另外两件分别收藏在北京颐和园和巴黎集美博物馆。
扬州霁蓝釉白龙纹梅瓶从烧制到收藏都从满传奇。如同它的传奇，元代扬州也是一个迷离多变的城市。元初，扬州置大都督府，作为南北枢纽的扬州十分形胜。扬州此时还常常作为行御史台和行枢密院，以及江淮盐运使司的驻地。这段时间的扬州又出现了短时期的繁荣局面。元代虽新修了大运河，将东部平原地带的五大水系联系起来，但由于山东和苏北一带断流，以及南宋一百多年的荒废，运河作用并没有发挥。至元二十八年罢江淮漕运司，改行海运，及此后数十年不复位省会，扬州地位一落千丈。
不管如何，元代扬州确实有过如霁蓝釉白龙纹梅瓶一样的至尊和绚烂。
明代陶瓷
透过“素白”看“华美”的扬州启示
物证：甜白釉划花缠枝莲纹梅瓶(高27.8厘米、口径5.4厘米)
此故宫博物院藏明永乐梅瓶，瓶体比例谐调，所施甜白釉纯正洁净，色泽柔润，3组暗纹刻画细腻，是永乐时期甜白釉瓷器中不可多得的珍品。
永乐时期甜白釉器物是宫中主要用瓷，据文献记载永乐皇帝朝夕喜用的是“洁素莹然”的素白瓷器，即甜白釉瓷器。除了甜白釉，明代瓷器种类丰富，最有名的是青花瓷，永乐、宣德时期的青花瓷达到了历史巅峰水平，斗彩瓷是成化时期的杰作，五彩瓷也于嘉靖、万历时期走向成熟。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为了漕运，对淮扬间运河的治理更为重视，江淮间运河大为改观。不过，从唐代到明代，由于长江河口日益东移，扬州已经由长江的河口段进入到近口段时期，往昔的海外交通港口地位逐渐被江阴和华亭取代，加之元代末年迭遭兵燹，明代(明初)扬州失去了往昔的繁华，沦为一个非常普通的城市。
直至弘治年间，由于“长运法”和“开中盐法”的实施，及不断宽松的政治经济大环境，扬州的商业又兴盛起来，再次成为“大贾走集，笙歌粉黛繁丽之地”。尽管明代中后期扬州经济的发展没有带来扬州文化的声音，但是，明代运河扬州如同明代的瓷器，尤其是甜白釉，素白中蕴含着的华美终将显现了出来。
清代陶瓷
河运鼎盛的扬州缩影
物证：青花龙凤纹梅瓶(高67厘米、口径10.5厘米)
收藏于扬州唐城遗址博物馆的清雍正青花龙凤纹梅瓶，胎质白洁细腻，釉质晶莹，釉。通体青花彩绘，发色浓艳。此瓶器形硕大，工艺精湛，十分罕见。
清代是中国陶瓷艺术集大成的时期，瓷器的品种和产量都居各时代之首。
如同陶瓷在清代的蓬勃发展一样，扬州这座城市在这个时代也有飞速发展。清代扬州虽不再是陶瓷集散地，但是借由盐业的兴起和漕运、河运的便利，经济又达历史高峰的扬州遂成了最大的消费城市，各种珍奇物品云集于此。四方豪商大贾刺激了扬州商业的繁荣，也带动了扬州生活品位的提升。巨大的雍正青花龙凤纹梅瓶，在扬州应该是自然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