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朝新创器型，收口丰肩，器身呈高筒形。器有大小：大器分有盖与无盖两种，小器均无盖。以粉彩器为常见，多以瓜蝶和白菜等为饰。民窑器，有豆青釉青花和信哥釉品种。其形制始见于湖北武汉龙泉明永乐年间楚昭王墓出土物，此后历朝未再见这一造型，至清代道光朝再度出现并成为晚清时极为流行的器形。道光、咸丰时盖钮似宝珠，同治以后则呈烛焰式。
　　作为远古时代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盛贮器，我国在新石器时期已有带耳、带提梁的陶罐制作。原始青瓷在其创烧之初，也就开始生产印有凹弦纹、云雷纹等花纹的带系青瓷罐。汉代，青瓷罐因烧造技术成熟，加上质地坚固，又有宜人的青绿光泽，便取代陶罐，成为人们生活需求的首选物品。东汉时，青瓷罐的形制呈显多样化，其中的青釉五孔罐、青釉布纹四系罐，为当时代表作。
　　罐的肩部带系的模式，后来在两晋南北朝非常风行，并延续至唐宋。这显然与系在当时所起的能提能挂作用有关。同时，亦与四系、八系，给人以平稳感及美的享受有关。譬如，西晋青瓷不单把系设计成弓形、桥形，还出现狮形、羊形等造型；东晋时又刻意在系上施加点彩；南北朝时的系竟多达8至10枚，这些，并非都应了功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美观，或者说，是集实用与装饰于一系。到了唐宋，烧造技术进一步提高，使青釉、白釉如冰似玉。而此时，器物的线条美与色彩美，日益受到人们重视，加上罐体又出现了瓜楞、柳条形等花样制式，才让肩部之系，显得不那么重要，遂退居于次要地位。

　　元代，基于堆、贴、刻、划、镂雕等装饰技法的广泛应运，瓷罐的发展进入了辉煌时期。我国的南方和北方一些如龙泉、吉州、耀州、磁州等民间著名瓷窑，均有非凡建树。元代中期，景德镇窑的高温釉下青花及釉里红彩绘异军突起，其浓艳的视觉色彩、更具水墨画韵味的表现技法，使瓷器艺术跃上了新的境地，不但奠定了景德镇一统天下的局面，亦让器形大度的瓷罐，越发神采飞扬、蔚为大观。明代，是我国瓷罐史上鼎盛时期。由于人们意识上的一些原因，特别是罐与官相同的谐音，罐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超过了瓶、尊，成为明代景德镇窑琢器生产中的大宗。造型则更加丰富，创新品种有：永乐宣德的S头罐、壮罐、法轮式罐；成化的天字罐；嘉靖的将军罐；崇祯的莲子罐等。清代，罐的地位逐渐被瓶、尊取代，康熙以后，罐的生产以实用为主，除传统型的一些品种外，乾隆时期创烧的西瓜罐，流行甚广，一直延续至清末民国。
　　清代，把婀娜多姿的瓶，同“平升三级”仕途凑在一起，同“吉庆平安”、“平生富贵”等人生美好追求联系在一块。甚至，干脆把有些瓶称为尊（康熙时多尊），或就其外形赋予各种人文精神，如观音瓶、柳叶瓶、一统瓶等等。这些，是因为瓶有瓶的可爱之处，敬而远之实属愚蠢，为此，才找出这么一些谐音和理由，让瓶儿不独官复原职，还与百姓同乐，共享荣华富贵。于是，罐被贬去重当盛贮之用器，瓶则名正言顺地重得宠幸。这是明清两代一个罐多瓶少和一个瓶多罐少的原委，也是明代罐不同于清代罐的关键所在。顺便说一下，晚清时，有一种类似的粥罐的器物甚为流行，其面目颇似放大了尺寸或添加了环耳的盖缸、盖罐之类。或许，出于人们惯性思维，抑或循着近代人生活轨迹，故称之为“粥罐”。然而细细琢磨，终让人觉得其名称有些牵强附会。此类粥罐，它的用途与早期粥罐迥然有别。
　　冬瓜罐，顾名思义，因外形酷似冬瓜而得名。罐底有“余元昌造”四字方形红字楷书印章。
　　凡是到过我家的人，几乎都会在冬瓜罐面前驻足欣赏。曾经有好几个朋友建议我参加鉴宝类节目，希望让专家鉴定一下这对冬瓜罐是不是“老”的，价值几何。对于朋友的建议，我始终笑而不语。其实，这对冬瓜罐是父母留给我的遗物。
　　我们家里共有四个孩子，我是家里的老疙瘩。和许多农村家庭一样，家里生活一直很清苦，父母也没有什么值钱的“宝贝”。记得我刚上中专那年，父母组织开了一次家庭会议，父亲说觉得很对不起我们姐弟4个，没给我们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这对冬瓜罐算是留给我们的唯一念想。但把它留给谁呢？父母觉得我是家里的老小，所以就提出留给我。听了父亲的话，哥哥姐姐什么都没说，都同意了。从此，我就知道了这对冬瓜罐对于我的意义，那是父母对我的特殊疼爱，是哥哥姐姐对我这个最小妹妹的爱。我成家后，母亲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令我们姐弟没有想到的是，身体一向康健的父亲在母亲去世刚满三年时永远离开了我们。
　　就在前些天，我们姐弟四家齐聚。我们不由自主地聊起了父亲，聊起了母亲，聊起了小时候的趣事、闹事和囧事，不知不觉，也聊到了这对冬瓜罐。老公首先开口：“哥哥姐姐，也许这一对冬瓜罐现在能值很多钱，如果哥哥姐姐想重新分配一下，我不会有意见的。”
　　“妹夫，你记住了，这对冬瓜罐无论值多少钱，我们也不会分，你们也永远不要卖了它。这是父母留给我们的念想，也是我们缅怀父母的方式”。听了姐姐的话，刹那间，我的泪水夺眶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