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鉴定这行，最重要的是要多见东西，见真东西，见好东西。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到文革前，那时我刚参加工作，我们文物店大量收购瓷器，给了我一个很难得的学习机遇。

　　这段经历说来话长。1956年全国各行业开始公私合营，文物行业也不例外，我们文物店合到了旧货商店，对外号称是旧货商店的古玩组。古玩组是企业化管理，考核指标是每月的营业额。当时古玩组占用店里13000元资金，店里要求每月周转一次，也就是说每月要卖出13000元的古玩。这是个很艰巨的任务，当时组里就三个人，辛友三、我和一个会计。辛友三年纪大了，跑进跑出的基本就靠我一个人。除了业务量大，最大的问题是当时文物不值钱，玉镯子1块钱一个，扳指5毛钱一个，花瓶一般几块钱一个，这样的行情每月要完成13000元的营业额真是不容易。
　　幸亏我们与北京进出口工艺品公司有合作，他们帮了我们大忙。这是怎么回事呢？刚建国那会，中国特别需要外汇，但是当时中国能出口创汇的工农业产品几乎没有，只有文物在国外比较受欢迎，老外认这个。当时做文物出口的，全国只有北京、天津、上海、广东四大口岸，我们收上来的文物大部分都是卖给北京进出口工艺品公司，济南文物店等于是他们在山东的代收点。有了这个大客户，我们每月13000元的营业额才能顺利完成。
　　古玩组的三个人分工明确，辛友三师傅跟会计主要负责在店里卖货，我负责在外采购。那时社会上流传的文物太多了，我们可以随意挑拣，一般的东西我们根本看不上眼。而且国家对于文物出口有严格的标准，像瓷器，乾隆60年以前的不允许出口，这是一道硬杠杠。所以为了配合北京那边的要求，瓷器我们一般只收同治彩，民国瓷器只有细路货我们才收。那段时间，我们文物店出现了一个很好笑的现象，老东西不收，因为过线了外贸出不去，北京不要，又压我们的资金。
　　 渐渐的，山东地界上符合要求的文物越来越少了，我开始往南方走，最常去的地方是扬州，在那里一住几个月。扬州周边文物比山东厚实，特别是瓷器，我在那住上两个月，就能收个几十箱子。我也不去别的地方，就住在扬州文物店旁边的旅馆里，他们派人下去收文物，收满一船就运回来，文物店的祁文萃经理再喊我们这些外地的文物采购员去店里“瓜分”。那段日子很难忘，也很有意思，认识了很多人，见识了很多珍贵的文物。印象最深的一次，一共有8家外地文物公司的人在那里等货，运回来的瓷器把扬州文物店的几个屋子都堆满了，院子里也堆的无处下脚。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好东西，大家眼里放光，都想先上去挑货，这可把祁文萃难坏了，都是好兄弟好朋友，让谁先上都不好。最后他想了个办法，8个人抓阄，按号排队，1号先进去选，但是只能拿一件，随后其他人按先后顺序进去，都是只能选一件。这样做很公平，每个人都很高兴。那一次每家文物公司都挑了几十箱子货，那种场面现在的人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了。
　　运回来的瓷器就堆在旧货商店里，北京那边差不多一两个月派人来取一次货。过来验货的人水平都很高，见多识广，什么东西买对了，什么东西买错了，价钱高了还是低了，他们都会告诉我们。特别是他们对于那些罕见品种的鉴定，让我受益匪浅。说实话，我们济南文物店在鉴定字画方面是强项，瓷器鉴定一般的大路货还可以，碰上那种稀有物件一般还要请外面的高人把关。每次北京来人验货，总是能发现一些不常见的文物，这是我长见识的好时机。有一年我买回一个大瓶，高45公分，行内按尺寸叫150件（60公分的叫300件，大的有上千件）。当时买的时候就觉得这东西有来头，上面没有花纹，全是釉斑，红一块黄一块紫一块，连扬州的祁经理也叫不出名堂。北京来验货的专家中有一个姓吴的老头，对瓷器很有研究，我就跟他请教。他看了之后，很肯定的告诉我，这个东西叫釉敷。听着不太像个器物的名字，也没有什么太明确的意思，但是对照一下器物的特征，就觉得这名字靠谱。什么是学问？这就是学问。(口述 崔明泉 撰稿  本报记者 李剑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