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这是唐代诗人陆龟蒙赞誉越窑秘色青瓷的著名诗句。这一期，让我们走进宁波博物馆，观看一件精美绝伦的唐秘色瓷荷花托盏，并追溯宁波这个时尚的港口城市曾一度兴盛的茶文化。

　　如果把首位中国籍“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王澍的作品宁波博物馆比作新乡土主义风格建筑的代表，那其中的唐代秘色瓷荷花托盏，就是其中最璀璨的明珠。正是这件宁波本地出土的唐代文物，完整显示了越窑青瓷在唐代第一个顶峰的代表作，以及江南茶文化的渊源。

　　宁波的和义路，现在因为和义广场和和义艺术中心的存在，成了年轻人们追逐时尚的“圣地”。但在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林士民看来，当年在这里的发现，才是震惊全国考古界。
　　那还是1973年的冬天，为了配合城市基本建设，宁波市和义路古文化遗址进行了几次清理，总面积只有400平方米。可就在这小小的400平方米内，却意外发现了唐宋时期渔浦门城门的遗址。

　　“大约在地下4米的地方，一共出土了700多件唐代瓷器，还有陶器、漆器、木器、骨器、铅笔和木船。”当时推测，这很可能是一艘沉船的遗骸。
　　对于这件荷花托盏，林士民当年并没有特别在意，在发掘简报中对荷花托盏的描述也非常简单：“带托茶碗　 釉色青翠。托器口沿卷曲，宛如荷叶。碗盏作成荷花状。造型生动。碗口高4.5、口径11.7厘米，托高3.5、口径14.6厘米。”寥寥数语，和同时出土的执壶、青釉杯等放在一起介绍。

　　林士民认为，宁波港位于东海之滨，历史悠久，经济、文化发达，是我国古代一个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唐宋渔浦门的门内是当时市集所在，南边是唐代政治文化　中心子城，北面紧邻余姚江水路，东南则是余姚江、奉化江和甬江汇合之处，设有海运码头，是对外贸易的重要集散地。
　　不过林士民对越窑青瓷地位还是非常认可的，他说，（越窑青瓷）以越州窑的产品最多，长沙窑的作品次之，婺州窑的产品很少，“越州窑的青瓷产品久负盛名，坯泥淘炼精细，质地坚密，釉色莹润，有‘千峰翠色’的感觉。”
　　宁波博物馆的陶瓷专家陈明良认为，就像这套唐秘色瓷荷花托盏保存如此完整，品相质地如此精美的，在全国范围内也是绝无仅有的。

　　据考证，这套唐秘色瓷荷花托盏制作的年份是唐大中二年，已属晚唐。经过清理，这套荷花托盏的茶碗口沿作五瓣花口弧形，外壁压出内凹的五条棱线，形成五个花瓣的界线效果，犹如一朵盛开的莲花般剔透。茶盏内外素面无纹，光洁无比。除了杯脚有些许破损外，其他位置都光亮如新。
　　托盏也仿荷叶形，薄薄边缘四等分向上翻卷，就像有被风吹卷的动感。盏托中心内凹，刚好稳稳地承接茶盏，看上去似一件不可分开的整体，构成了一幅轻风吹卷的荷　叶载着一朵怒放的荷花在水中摇曳的画景。
　　国家文物专家对这件唐秘色瓷荷花托盏的评价是，整个托盏青翠莹润如玉，青釉亮洁均匀、如冰似玉，胎釉结合紧密，胎为浅灰色，造型设计巧妙，制作精致。经鉴定，唐秘色瓷荷花托盏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唐代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饮茶的兴盛进一步推动了唐代陶瓷业的发展。
　　当年白瓷出现于北齐，可与南方的青瓷相媲美，全国出现了“北白南青”共繁荣的局面。陆羽特别推崇越窑青瓷，越窑青瓷在有唐一代达到了顶峰，出现了青瓷史上登峰造极的作品——“秘色瓷”。
　　陆羽认为茶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上，寿州、洪州次”，并认为“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当然，这只是陆羽个人的观点和看法，经考古挖掘发现，除越州窑、鼎州窑、婺州窑、岳州窑、寿州窑、洪州窑之外，北方的邢窑、曲阳窑、巩县窑，南方的景德镇窑、长沙窑、邛崃窑在当时也大量生产茶具。

　　　2009年，在日本金泽大学举行的宁波余姚田螺山遗址自然遗存综合研究日方成果报告会上，专家宣布田螺山遗址出土了6000年前人工种植的古茶树，为世界最早种茶之发现。
　　据陆羽《茶经》记载，至中唐时，全国种茶已遍及42个州和一个郡，其中包括明州。明州即现在的宁波，这件越窑秘色瓷荷形托盏也体现了当年宁波茶文化的兴盛。
　　唐代饮茶方式主要为煎煮法，即把茶叶制成茶饼后，碾成茶末用开水煎煮，煮浓后盛到茶盏中饮用，饮用时将汤及茶末一起喝下。而为防止茶汤烫手且兼顾敬茶礼节的庄重感，唐代开始流行盏托。唐代及五代时期的越窑盏，就有很多是配有盏托的，盏托又常常设计成荷叶卷边状，上托莲瓣的形状。
　　与此同时，佛教文化的兴盛也让茶文化成为推广向世界的一条途径。唐代，“饮后三碗茶”成了“和尚家风”，饮茶成了寺院制度之一，并逐渐把茶与佛教清规等融为一体，使茶与禅在精神上达到互通而“禅茶一味”。
　　唐僧鉴真由宁波（当时的明州）东渡日本，日僧最澄来天台山研究佛学，并带回茶籽传播到日本，都在一定程度上把茶文化和茶器向海外推广，催生这精巧绝伦的秘色瓷荷形托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