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持是我国古代外销瓷中一种特殊的器物。其造型是一种喇叭口、长颈、鼓腹、平底，肩腹之间附有一长而高的流的净瓶。军持一词来源于梵语，亦作君持，捃稚迦，意释为瓶，即水瓶。它最早出自印度，僧人云游四方时随身携带，用它来贮水以备饮用及净手之用，它和澡罐同为和尚身边必带之物。随着印度佛教的传播，这种器物也渐渐传入中国和南洋群岛诸国。而在13世纪南洋人由信仰佛教改崇伊斯兰教以后，军持以为朝觐时，每人都要准备一个或数个军持盛贮淡水以备海上旅行饮用，归途时又可用来装回麦加阿必（Abbae)渗渗井水和阿拉伯蔷薇水，他们认为此水可以驱邪治病，可以辟恶兽，止凶涛，称为圣水，所以朝觐之人尽量多带，除自己长久使用之外，还要馈赠亲友。这样军持就成为伊斯兰教窑的工匠们正是瞄准国际市场的这种需求，大量生产军持以供外销。据有关资料报道，军持在国外的发现，数量较多的是宋代德化窑的产品。它质地细腻坚硬，釉色白中泛青，青白无瑕，十分悦目，具有不吸水、坚固耐用的特点，远远优于南洋土著软质军持，自然是教徒们爱不释手的理想储水器，因此畅销南洋群岛。正是这种海外市场的大量需求，促进了德化瓷业的兴旺。
元代，泉州已发展为东方第一大港，也是当时世界最大的贸易港之一(另一为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当时泉州已与98个亚非国家和地区发生了海外贸易关系，对外贸易达到全盛时期。《伊本·巴都他游记》曾称泉州港“大帆船百艘，辐辏其地，至于其他小船，则更不可胜数矣。”瓷器成为泉州港输往海外的一项主要商品。瓷器的大量外销为泉州诸县瓷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德化窑这时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元代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泉州住了一个多月，曾在其著作中盛赞泉州附近的德化“制造碗及磁器，既多且美”。据调查，德化宋元时期的窑址多达33处，其产品主要是国外所需的日常生活用品，其中带有宗教色彩的器物占有相当数量，如在1976年发掘的元代屈斗宫遗址，出土的瓷器中有280余件是壶类制品，其中就有209件是军持，同样的军持在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地都有发现。另外，还出土有大量的粉盒，盖上印有各种花卉和吉祥文字，有的盖上印有“Ж”字和“般”字。据考证，“卐”字是佛祖释迦牟尼身上“三十二相”中的一相，象征着释迦牟尼，等于佛教的简化标志；“般”字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省写，此经是佛教徒必读的经典之一，用佛教术语装饰瓷器是元代屈斗宫窑产品的一个_显著特色。这类粉盒在日本、菲律宾等地均有发现。由此可以看出，为满足输入国的特殊需要而大量生产富有宗教色彩诸如军持、粉盒一类的产品，显然是促进德化窑发展的重要原因。
明清时期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时期。明初郑和下西洋是世界交通史上空前未有的盛举，这次大规模的远航贸易开辟了太平洋至印度洋的航线，对后来东西方贸易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由于海路交通自进一步拓展，瓷器的外销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无论是行销的范围还是数额。都远远超出了宋元时期。虽然泉州港这时期在海外交通的地位趋于衰落，但是泉州地区的陶瓷器仍然通过民间商人或其他途径大量输往海外。明代主要从福州港、漳州月港输出，明末以后改从新兴的厦门港，如成书于明万历时的《东西洋考》就有“德化瓷从月港输出者，为数极多”的记载。这一时期德化窑的烧瓷技术有了进一步提高，主要烧制白瓷和青花瓷。特别是明代烧制的白瓷，尤为精美，代表了全国白瓷生产的最高水平。
生产这种优质白瓷是和德化所产的制瓷原料是分不开的。德化产的瓷土，氧化硅和氧化钾含量较高，烧成后玻璃相较多，因而瓷胎致密，洁白如玉，透光度极佳；由于釉料中含铁量特别低，含钾量高，焙烧时又采用中性气氛，所以自瓷釉色更为纯净。从外观上看，釉面柔和莹润，如脂似玉。它的白与景德镇的产品不同。景德镇的白釉是“白里微泛青色”，而德化的白釉是“白里微泛黄色”，在光照之下，釉中隐现粉红或乳白，因此有“猪油白”或“象牙白”之称，流传欧洲后，法国人又称“鹅绒白”和“中国白”。其油润滋嫩、半透明的质感，令人赞不绝口，“就是对陶瓷毫无欣赏水平的人，只要一见便可发出赞赏之声。”
佛教自东汉由印度传人我国之后，伴随着中日文化的交流又传到了日本；南洋群岛的人民很早就信仰佛教。为了适应日本及东南亚各国宗教信仰这一需要，明代德化窑在继承传统式样的基础上，大量生产各类佛像。其中观音数量最多。
观音是佛教大乘菩萨之一，佛典描写她法力无边，经常变幻不同的法相，穿戴不同的服饰，作出不同的姿态，处在不同的环境中普渡众生，有所谓“三十三观音”之别，白衣观音就是其中之一。德化瓷土优良，很适合烧制圣洁的白衣观音。所烧制的观音，洁白无瑕，温润如玉，充分展示了其超凡脱俗、慈悲为怀的大度气韵，给人以力量、信赖和希望的感受，很容易唤起人们的崇敬和信仰。当时瓷塑名师何朝宗、林朝景、张寿山和陈伟等，尤以何朝宗塑像最为著名。他所塑的观音，造型优美，微妙传神，既肃穆大方，又慈祥和蔼。雕工自然细腻，衣纹深秀，飘然若生。有送子观音、渡海观音、施露观音等，或坐或立，姿态各异。除观音外，还有达摩、弥勒、罗汉、如来等佛教塑像，均极精致，各具神韵。这些塑像输到国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当时“在‘东西洋’市场上都是热门货，各方高价争购，也有一部分由华侨携带出国，日本及东南亚佛教国家对它格外喜爱”。白瓷送子观音“在日本的基督信徒中，当作玛丽娅的圣像而大受欢迎，其需用量之大，几乎达到惊人的程度。”观音、达摩、罗汉塑像同样深受东南亚一带教徒、僧侣的欢迎。这类塑像领尽风骚，被称为“东方艺术之精品”，视若拱璧，有“天下共宝之”之誉。
当中国的青花瓷出现于国际市场时，很快征服了伊斯兰世界。这是因为蓝色所象征的崇高、神秘、静肃与伊斯兰教所宣传的教义相适宜，迎合了伊斯兰民族的审美趣味。如明人马欢在《瀛涯胜览》中就记载爪哇“国人最喜中国青花瓷器”。为了适应这种需要，德化窑在明代后期又大量生产青花瓷器，其产品不但输往东南亚，而且远销非洲，如在非洲坦噶尼喀曾发现德化青花碗和盘。不仅如此，工匠们还在青花瓷中赋予了浓厚的宗教色彩，书写阿拉伯文赞颂伊斯兰教的创始者穆罕默德和真主安拉，反映《古兰经》中的教义等等。如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博物院藏有一件书写阿拉伯文字的德化青花碗，碗外绘楔边圆圈五个，每个圈中都写有同样的阿拉伯文字，文意是：“除安拉及其先知穆罕默德外，无其他上帝。”各圈中所写该文的终点，另书一个教长的名字(如奥玛、奥斯玛等)，碗底有“成化年制”的款识。在青花瓷上书写阿拉伯文显然是出于宗教上的需要，起到了宣传伊斯兰教教义的作用，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对于宣传伊斯兰教主张的东西必然更为喜爱。
17世纪以后，为了适应欧洲人的生活习惯，德化窑又模仿英国、荷兰、德国的陶器和金属器皿的造型，大量生产酒壶、咖啡壶、水罐、啤酒杯和碗，产品畅销欧洲市场。
如上所述，德化窑的工匠们在生产发展过程中，十分注意吸引外来文化，研究各国人民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不断对产品的釉色、造型、装饰进行设计，使之尽量投合消费者的爱好和要求，因此其产品始终得以在国际市场上销路大开。正是由于赢得了如此广阔的销售市场，从而又推动了德化窑瓷业生产的蓬勃发展。明清时期德化的烧瓷窑址，已由宋元时期的33处猛增到152处，窑址数量之多，居泉州诸县首位。在市场经济大潮涌动的今天，各地瓷业生产竞争异常激烈。如何使自己在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产品怎样才能广开销路，不应从德化窑的发展中有所借鉴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