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想起来，这篇论文本身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之处，但是它却对我的科研生涯起了非常重要和关键的作用，为以后在玻璃物理化学和材料研究方面的发展开了一个好头。
记得来到窑业组的第一项突击任务是为杨树浦发电厂研究和试制高压锅炉用水柱计玻璃。当时正处在窑业组科研工作大发展时期，同时开展了五个玻璃研究课题，都是有关单位交来的紧急任务。可是窑业组当时只有一台从美国进口的硅碳棒电炉，无法满足熔制试验需要。我提出建立一台小型坩埚燃煤熔炉，从设计到砌建都由我负责，很快建成，一次试烧成功。既解决了水柱计玻璃的熔制试验，也为其他各课题组的熔制工作创造了条件。
最后，水柱计玻璃研制任务先后花了一年的时间，就拿出水柱计玻璃的试制样品。经过杨树浦发电厂做运行试验，一次成功。最后，我和我的同事们还为发电厂试制了几十套成品，供其急需。
周总理要求: 造高质量陶瓷
周仁所长对我说：“这是周总理交给的一个重大任务，那时我国驻外使馆用的大多是外国陶瓷，中国作为瓷器的发源地，大使馆怎能都用外国陶瓷呢?周总理要求一定要把景德镇的瓷器质量提高。”
到1956年，我一直从事玻璃的研究工作。虽然是刚入门，但已有一定的积累。本想在这个领域好好地干下去，但就在这时领导决定调我到当时的由周仁所长领导的景德镇瓷器研究组任组长。这项任务由周总理提出，旨在提高景德镇瓷器质量。这是一个由轻工业部和景德镇有关陶瓷科技人员和工人等几十人参加的从研究、试制和扩大生产的研究组。当时周仁所长就是看中了我的研究能力和工作态度，然而，那时我不仅对陶瓷一无所知，而且对陶瓷研究也没有多少兴趣，认为坛坛罐罐没什么搞头。
这时，周仁所长郑重地对我说：“这是周总理交给的一个重大任务，那时我国驻外使馆用的大多是外国陶瓷，中国作为瓷器的发源地，大使馆怎能都用外国陶瓷呢?周总理要求一定要把景德镇的瓷器质量提高。”我想既然是周总理交代的任务，所里又指明要我干，那么就搞陶瓷研究吧，于是，我开始从头学起有关景德镇瓷器的各种知识。
研究组在周仁所长的带领与指导下，多次深入景德镇，并和当地的科研力量结合开展深入的研究，做了大量实验工作。共同撰写了专著《景德镇瓷器的研究》一书，为改进景德镇瓷器的质量提供了科学依据和一系列数据，受到国内外同行好评。日本山田清一并将该书译成日文于1984年由日本学术出版社出版，译者在序言中对此书倍加赞赏。
到1959年，我们终于让景德镇的瓷器质量达到了要求。按照李家治团队给出的新配方，并把烧成温度提高，原本景德镇瓷器的烧成温度为1200摄氏度，我们把它提高到1350摄氏度，最后小批量生产出一批质量上乘的国家用瓷和礼品瓷，外交部对礼品瓷的质量很满意。
经过这次研究使我认识到中国瓷器在世界上所享有的盛誉不是偶然的。萌发了自己对中国古陶瓷工艺发展过程和胎釉物理化学基础研究的浓厚兴趣和责任感。
到了1959年，中国科学院以原来冶陶所的窑业组为基础成立了硅酸盐研究所后，并分别建立了七个研究室。研究中国瓷的一摊改名为国瓷组，附设在四室。由于景德镇瓷器的研究工作已告一段落。又受浙江省轻工业厅的委托，承担了恢复浙江龙泉窑青瓷生产的研究工作。在交通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应浙江省轻工业厅的邀请，我陪同周仁所长去龙泉实地考察并收集了许多古瓷样品。这正是我们计划中要把中国古代名瓷逐一研究清楚并能恢复生产的长远规划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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