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就在这时，领导又决定调我回玻璃研究室任三室主任并从事导弹用微晶玻璃雷达天线罩的试制研究工作。这是一项军工任务，我们团队立刻展开研究工作，深入到料方选择、配料、熔炼、成型、加工、热处理和测试等各道工序，经过八年努力，达到任务指标，最后在三八车间试制出1:1的试验件，并将整个工艺推广到玻璃厂进行批量生产，提供总装单位使用。对整个型号来讲，他们差不多提前10年完成了任务。
在上世纪70年代初，国际上光纤技术处在起步阶段。我们预见到这一新技术在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因此积极组织调研并组织科研人员开展光通讯用石英光导纤维的研究。经中科院鉴定，所制成的光纤及其工艺都在上海新沪玻璃厂光纤车间得到推广和应用。这些成果在当时国内光纤研究刚起步的情况下，对光纤通信的演示，上海(也是全国)第一条光纤通信试验段的开通，以及国内光纤研究的开展，都起了开创和推动的作用。
重新捡起: 古代陶瓷研究
我们编写了《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总结了半个世纪来，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和国内外其他单位的研究成果，是世界上第一部中国古陶瓷科学技术史，实现了中国陶瓷科技史由中国人自己写的理想。
在1978年左右，中国硅酸盐学会为了要出版一本由中国人自己写的《中国陶瓷史》。其中涉及“中国瓷器是什么时候发明的”这一国内外争论很大，而又无法取得共识的问题。于是，中国硅酸盐学会派专人来中科院上海硅酸盐所寻求帮助，并数次邀请我参加。由于我当时正在主持光导纤维的研究，研究所领导要求我两方面兼顾。
于是从1978年开始，我又重新捡起中国古代陶瓷的研究工作。在渐渐地深入古代陶瓷的研究后觉得里面的学问很多，例如：瓷器是中国发明的，但它是怎么发展起来的?经过了哪些阶段?有哪些关键技术?我时常会问自己这些问题都弄清楚了吗?这就要从最早出土的陶片开始研究，然后是印纹硬陶，再到原始瓷和瓷器，我和我的团队对每个阶段的样品都做了实验分析，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工作。
在研究所领导的支持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不断资助下，我们编写了《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总结了半个世纪来，上海硅酸盐所和国内外其他单位的研究成果，是世界上第一部中国古陶瓷科学技术史，实现了中国陶瓷科技史应由中国人自己写的理想。这本书的影响现在还无法说清楚。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英国李约瑟研究所一直有计划要出一本中国陶瓷科技史，但到现在也未能写成。
后来，为了检验古陶瓷研究所积累的数据是否能指导生产，我们在研究所里也建立了一个能控制气氛的小型电炉，对外称作“科窑作坊”，烧制仿古瓷。
我们仿制了很多从外表上看和古瓷十分相似的样品，但在它们的底部都有“科窑”二字。曾有人让我把底部的“科窑”图章去掉，但是我说坚决不行，从我们那里出去的所有成品都得打上“科窑”，不能以假乱真。“科窑作坊”的建立为名窑古陶瓷的仿制提供了一个场所，也为我们多年来在古陶瓷科学技术研究中所取得的理性认识，找到一个实践的场所。
在搞科研的同时，我也十分重视对人才的培养，不仅培养研究生，还注意对在职科研人员的培养。在继续贡献余热的科研生涯中，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在研究所内建立一个“古陶瓷科技研究中心”。
就在2009年10月，国家文物局在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将一块《古陶瓷科学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的牌子挂在了古陶瓷科学研究实验室门前。
我在挂牌仪式上，只深情地讲了一句话：“五十年风风雨雨，今日终成正果。”
相关链接：本文作者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上，首先完整地提出中国由陶向瓷发展过程的五个里程碑和三个重大技术突破，发现和阐述了中国古陶瓷化学组成变化规律及历代名瓷釉的形成机理以及较早使用能量色散X荧光光谱技术测定古代陶瓷化学组成和微量元素，为中国古陶瓷和历代名瓷的断源断代和鉴定以恢复生产提供了科学依据。为了验证所得数据和仿制古代名瓷，在所内建立了“科窑作坊”。
他领导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是世界第一部中国古陶瓷科学技术史。在玻璃非晶态研究方面，他提出了玻璃的化学组成和结构决定着随后的分相，玻璃分相后各相的组成又决定随后的晶化这一规律，为导弹用雷达天线罩所用的镁系微晶玻璃的研制起到推动作用。他还组织领导了玻璃光导纤维的研究和试制，推动了全国第一条光纤通信试验段的开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