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为那才是上帝要他做的工作。因为对于现代人来说，只有书籍和音乐，才是使人心安的所在。他要在多元文化的体系下，为现代台湾人修上一座安心的教堂。吴先生的价值观，是他创办“诚品”的核心，这个核心观决定了一系列的理念，使基于理念的人格精神与人格联系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纽带，这个纽带将吴清友和股东、管理者和员工凝聚成一种不可分割的力量，历久经年，终于打造出今日之诚品。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价值观，吴清友在无数的困难面前，才能从容地去应对，心如磐石，百折不挠。2000年，台湾地区发生严重水灾，诚品书店被水淹了，一片混乱。但吴清友先生一边吃着心脏病的药，一边默默地承受，努力地在最大限度上减少水灾的损失。股东没有退股，员工也没有离开，大家一道携手，渡过了这场危机，因为大家都知道诚品事业的价值。因为如果仅仅从赚钱的角度看，很多人会说：吴清友是全台北最大的疯子。做自己的精神贵族写到这里，突然想起前辈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对于人生境界的一番高论。冯先生以为，人生境界，最低的一层是“自然境界”。活在这个境界里的人，驱使他们做事情的动力大都来自于人的天性，而评价事情的标准，要么是社会上早已约定俗成的规则或社会习惯，要么就依照他们自己的本性，他们未曾了解到这样做事的意义。比这个境界再高一点的，是“功利境界”。在这个境界里的人，判断事情的标准是以个人为中心考虑和决策的，“自我”是一切的核心。再高一点，是“道德境界”。一个人进入了道德境界，就已经可以认识到个人与整体之间的关系了。他们知道，个人是社会中的人，从普通常识中，部分的存在先于总体，但在哲学意义上，则是先有全体，然后始有个体。所以，处于道德境界的人做事情，会权衡自我因素和外部因素之间的关系，会以服务社会为目的。冯友兰先生把人生的最高境界，定义为天地的境界。在这一境界中的人，已经看透了天地的逻辑，做事的格局完全是在为宇宙服务。我个人以为，冯先生对于人生的这一境界之描述，一般人都达不到。冯先生自己也说，中国所谓的圣贤，就是处于他所定义的最高两个境界中的人。贤是处于道德境界；圣是处于天地境界。以我个人的浅见，非由生命历练到七老八十，人很难达到天地之境界，所以，在办事的时候能够把个人与组织、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就已经相当不容易了。企业家的心灵问题，大约应是居于道德境界以下的种种纠结和挣扎。
冯先生的境界之说，是为他“人生意义”的理论服务的。意义这件事，本质上是个认识问题。意义来自于对事物了解的程度，没有了解，没有认识，就不会有意义这回事。而认识的程度，又与人生的境界有关。所以，按照冯友兰先生的推理，企业家必须要有眼界、有阅历、有担当，然后，才会发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企业家的境界不同，他所能看到的和想到的东西自然高低不同，于是，他们会在不同的境界里面行动。我以为，境界这件事，是装不来的，是强迫不来的，有点水到渠成的意思。只是我们需要意识到它确确实实地存在，以及它的重要性。在西方，最近非常流行“企业的社会责任”，以及“企业的社会人”等等观念。说的是，企业虽然是利润的产物，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机器，但企业必须要兼顾其“利益相关者”的需要，做到真正的以人为本。在欧洲一些国家，中午商人们都是要睡个午觉，然后再开门营业。这在我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有生意不做，他们太懒了。你看看我们，中国人恨不得24小时营业、赚钱，我们的价值观是“时间是金钱，效率是生命”。所以，即使是夏天室外40度的高温，我们也还会让我们的农民工在中午的骄阳中工作。无疑，这就是境界的不同，而境界的这种不同，最后导致的结果，日子久了，自然就会显现出来。佛家讲因果报应，该来的，迟早会来。
总之，企业家应该恰当地逐步提升自己的境界，并努力成为精神贵族。雅斯贝尔斯曾经写过这样的话：精神贵族和精神附庸的区别在于前者会昼夜不停地思考并为此形销体瘦，后者则要求工作时间和自由时间分开；前者敢于冒险，静静地听着自己内心的声音，并随着它的引导走自己的路，而后者则要别人引导，要别人为他定下计划；前者有勇气正视失败，而后者则要求在他努力之后，就有成功的保证。我以为，这个论述对于我们建立强大的价值观，为企业家的管理工作立心，为企业家的人生立命，也许会有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