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住进大德通，晋商有了回报，慈禧回去后，不仅同意票号可以汇兑官饷，而且把《辛丑条约》中规定的赔款本息共10亿两银子交给票号汇兑，各省每年把应交赔款交给票号，由票号再汇给汇丰银行。1900-1910是票号的鼎盛时期，形成这种极盛的是官饷和赔款的汇兑。慈禧还把大清银行的事交给票号，可惜山西人失去了这个机会。
在权利决定一切的官本位社会中，官商结合是必然的，商人利用官员的权利致富，成本是最低的，这是一个特定时代的必然现象，我们很难用“好”和“坏”来评价。宽容的看待历史吧。
（三）晋商衰败与消亡的原因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晋商的衰败，主要因素还是内因，企业治理缺乏制衡，制度的缺陷，在外部环境相对恶劣的条件下，进一步放大了缺乏制衡机制导致的后果；而当晋商内部问题严重时，社会的动荡就会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传统的儒家文化帮助其成就了晋商的成功，但是晋商后期的保守和封闭表现突出，是其衰败的本质原因。总之，可以归纳为企业治理缺乏制衡，依托官府职能异化，固步自封拒绝改革，农商思想不能远谋。
企业治理缺乏制衡
儒家文化是人治，晋商的制度发挥作用的基础是人治，两权分离是建立在知人善用的基础之上，依据的是传统文化的“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种思想的前提是你所用的必须是好人，这个前提下，东家和大掌柜之间的权责利不一致的这种有缺陷的制度设计才能起好作用。一旦知人不善，就会出项败德行为。
财东对大掌柜的约束监督制度有缺陷。
财东对大掌柜充分授权，所有的日常经营和管理实物均有大掌柜一人决策，财东放弃了决策责任，在晋商的历史长河中起到了很好的激励作用，但是，这种激励体制下的责权利不一致，大掌柜有权有利无责，一旦外部环境出现剧烈变化、大掌柜的个人能力和知识对行业趋势的判断和把控不到位、或者大掌柜个人的品德出现问题的时候，票号业务的经营就出现了灭顶之灾。
从清朝后期到民国初期，票号没有抓住历史机遇改组为银行这个事实，充分暴露了固有的制度缺陷带来的危害。首先，晋商大掌柜的知识结构没有及时调整，在变革时代，缺乏对现代银行知识的更新，影响了社会发展趋势、行业发展方向的判断。其次，缺乏监控机制。票号的所有决策集中于大掌柜手中，一人决策替代了群体决策和组织决策，没有相应的监督机构评审大掌柜的能力和品德，以及经营管理的业绩，比如现代企业制度下的监事会、董事会、股东大会等。
由于股东放弃了决策责任，一是使其他不了解行业发展大势，无法正确决策，只能听大掌柜的，造成了总经理的独裁，分号的呼声被大掌柜的打压下去，票号后期迟迟不能向银行转变。二是使其不了解未来的企业需要什么样的大掌柜。三是大东家的后代吃喝玩乐，一旦钱不足就去票号取，纪律不强的大掌柜的为了迎合财东破坏制度，而后期财东为了取款方便，选任大掌柜的时候考虑听话等因素。因此后期票号出现离心离德现象丝毫不怪。票号鼻祖日升昌的垮台，就是选了一个组织纪律不强，能顺应财东偏好的大掌柜。
票号信用机制建立的基础是初级信用机制，与现代银行的高级信用机制有本质的区别，这是在动荡年代导致其衰败的另一个内在原因。票号的信用机制是建立在初级信用的基础上，在外部环境已经是诚信危机、社会动荡不堪的时候，晋商放出去的高利贷不能回笼，晋商坚持的的诚信文化，使其坚持对客户的汇兑，当财力出现危机，现金流不足的时候，票号业务的衰败就是顺利成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