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设计、推翻、再设计，才能从实验进入到实践阶段。
在我看来，事实上在中国有些建筑师一辈子都没有资格盖楼，而是应该一直画图，做设计，一遍又一遍地设计，做研究。就说花溪的造城实验，你看我盖了么？没有，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我宁可只做设计。
B：如果按照这种方式，这个设计的过程可能会很长，贵阳市政府会有耐心等吗？
M：我相信他们会等的，因为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尝试。当然，如果他们失去耐心，不肯等，我想我们的这个概念设计还是会继续。快速的经济发展和日益膨胀的城市需求，导致我们在高速的低级复制之中生产出大量高密度城市，空洞、拥挤、缺乏灵魂。高密度城市自然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如果能够实现，它会让城市与周边环境达成很理想的和谐状态，对中国城市的构架能提供很好的参考价值。
B：很高兴看到最近几年里你的很多设计都陆续建成或者是开始建设了，不像MAD在中国最初的两年，似乎反复都是在参与各种竞赛和做一些概念设计。
M：对我来说其实那些所谓“不盖”的设计也很重要，虽然我们现在的工作已经非常饱和，但我仍然坚持每年要做大量的“不盖”的设计。梁思成的特殊性不在于他盖了些什么，而是他对城市有着更高层次的规划和理想。对我来说，那些“不盖”的设计就是对更高层次城市理想的一种探索。有时候，一件完美的建筑产品反而不及一个幼稚但具探索性和建设性的概念更有价值。
“不是我疯狂，而是环境太白痴”
中国建筑界曾有一个宿命的说法，说建筑师是大器晚成的职业，40岁后方能有所作为。因而马岩松不到而立之年便能独立执业，独当一面，被业内认定是一种奇迹。当然也不免有人将这种成功归功于他大胆且顺畅的表达，或者说早在他的项目建成之前，他就已经明星化了。
B：说说你自己吧。好多人说你很疯狂很张扬。
M：(笑)其实我周围的人都不觉得我是个特张扬的人，相反，有时候可能还觉得我挺严肃。我有时候也在想，为什么我的建筑和我被“标签”成了张扬，后来想明白了，不是我疯狂，而是环境太白痴。这就好比在一个社会里，如果人人说的做的都一样，那么只要你有一点点的不同，就是精神病了。事实上我也没有刻意要求自己去做不一样的东西，我说的做的只不过是有点想象力而已，如果他们看着有些不一样，只说明我还没被禁锢住。你刚才说媒体喜欢找我，那是因为媒体也在寻找不一样。如果有一天，每个人做的东西都不一样，大家见怪不怪，我觉得那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
B：这也许跟教育和成长环境有关。比如说你，我知道你最早在国内上学的时候是北京建工学院毕业的，后来出去到耶鲁，到扎哈·哈迪德事务所，人生才开始起了变化吧？
M：对，出去之后我就发现中国目前的教育体制太害人了，它把每个人都弄成一样的，一样的理想，一样的思想。这在国外来看是不可想象的，把社会标准化是件挺可怕的事儿。
B：我看到在这几年里你开始尝试很多艺术化的创作，比如你也做了许多装置作品，尤其是跟像Dior这样的奢侈品品牌合作。
